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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文” – 写在六一的记忆

“庆文” – 写在六一的记忆

马上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平常这个节日我很少想得起有什么可写的,但今年却有些不一样,我老是想起一个童年时代的“玩伴”- 庆文。他姓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庆文”也是我根据发音暂且借用的两个字。自从5岁半之后,我一生中再也没有见过他,甚至没有想起过他。但今年的六一,我却觉得应该为他写点什么。

那是在我4,5岁时,因为父母(“为党为国”)工作太忙,我被寄养在一个姓郭的家庭中。这一家的女主人被称为“郭妈”,我叫她“婆婆”。虽然在我出生时我双亲的父母都早已过世,但郭妈在我心中一直是我真正的“外婆”,在感情上我和她比和自己父母更为亲近。郭妈有三个儿女,都比我大得多,对我都非常关爱,“爷爷”- 郭妈的老公- 对我也无限仁慈。所以虽然总体来说我的童年充满不幸,但在我5岁半之前的时光却是快乐的。然而在这个快乐中却有一个阴影,那就是庆文。

庆文是郭妈家隔壁的一个单身男子的儿子。他大概和我同岁,或者最多比我小一,两岁。我早已记不清他的模样,也不记得和他在一起都玩些什么游戏,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此文并非要为庆文立传,而是要记录下他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唯一的印象 – 一个被自己的亲生父亲非人地虐待的无助的中国儿童。

在郭妈家所居住的一套平房中一共住了三家人。郭妈家居中,由多个房间组成;左边是一家姓彭的,其小女儿是我童年时最好的朋友;右边便是庆文家。庆文家大约只有一个单间,相比其他两家来说,显得很寒酸。平时在一起玩的小朋友都几乎不去他家里玩,不过偶尔我们会从门口探个头进去看看,其间黑压压的一片,依稀可见一张破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被扔在地上的一些杂物,总之毫无生气。庆文的父亲是单身,大概是一个做什么体力活的工人。记得他的一只眼睛不知为何瞎掉了。除了是独眼之外,在我的记忆中庆文爸还是个酒鬼 –从来都是醉醺醺的样子。

庆文爸每天大概独自去上班,把庆文一个人扔在家,所以庆文也常和我们一块玩。下午庆文爸回来,如果情绪好,庆文或可平安,否则,庆文便会遭受虐待。我见过的一般是用竹条抽打手心,“情节严重”时,还会被用烧红的火钩“打”。邻居经常都听到庆文的凄惨哭叫声,不过似乎大家都习惯了,视之为正常。不止一次我从他家门前走过,看到庆文被捆在门前的树上;更不止一次,(记忆中是炎热的夏天)我从他家门口看到这个“父亲”正用烧红了的火钩打庆文赤裸的双脚。他一边打一边骂,嗓门一提高时手中的火钩就朝着庆文的腿脚“靠”过去。庆文每被“触及”一次,就蹦跳起来,发出凄惨的叫声。我清楚地记得庆文是在火钩还没有接触到他的皮肤时就已经在极度恐惧中惨叫起来了,而在接触到的那一瞬间惨叫声就会突然提高至他幼小的生命能发出的最大音量。我后来想,他一定拼命地想躲开,但却清楚地知道自己无处可逃,更被“命令”过不能动。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爸每次在打出手时都反复“强调”“不准动”,暗示如果动了则会有更可怕的结果。所以每次,不管是被竹条抽打还是火钩“烙”,庆文都最多只能在方圆一两米的界内像一只疯狂的小动物一样原地蹦跳,决不超出他父亲伸手所能及的范围。

记忆中我常见庆文被捆在树上,但我从来没见过庆文父把庆文捆起来再打他的情况。每次施暴,庆文都是手脚自由的,蹦跳之后总是乖乖地站在原地,给“父亲”的“工作”(还是“娱乐”?)提供最大方便。这个父亲甚至可以舒服地坐在凳子上,轻轻一抬手就可以让儿子在恐惧中跳起来(多么大的威力啊!)。那么为什么庆文经常被捆在门前的树上呢?我后来才知道,那时因为庆文父的另一种“方便” – 自己不愿意带着儿子出门,又不愿意麻烦邻居,所以最简单而省事的办法就是把他暂时捆起来。

那时大约因为房间内通风不好,火炉经常都放在门外。有一两次,我和一个玩伴看见火钩放在炉子里“加热”,便趁他父亲看不见时偷偷地把火钩取出来,或放进水里,或干脆扔掉。这,就是记忆中我对庆文做过的唯一“好事”,并且也很有可能是庆文得到过的来自他人的唯一帮助。显然,这点帮助对他的处境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永远是那个被父亲捆在树上的衣衫褴褛的男孩,和他望着我的无助的眼神。

那段时光虽然有着庆文的阴影,但每天我和同伴仍然有太多其他好玩的事,所以庆文的遭遇,并没有很大地影响我自己当时的快乐生活。再说那时我太小,还不懂得他承受的不幸有多么深重。是在我后来有了类似的遭遇,更在自己成年后的经历中认识到儿童虐待的严重性,我才又想起了这个几乎在我记忆中消失了的童年朋友,开始设想他幼小的生命是生活在怎样一种恐惧之中。

几十年过去了,生活告诉我,在中国,庆文并非一个特殊的例子。即使不计算我自己的经历,我后来的朋友同学中和庆文类似的并不少。比如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平时经常挨打,她母亲动辄给她一个饭碗,威胁着叫她出去独自要饭,还有一次手臂差点被折断,更有一次差点被活活掐死。再如我读小学时就听说我同班的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同学不但经常被父亲毒打,并且被捆起来用铁夹钳“侍候”过。另外在我长大的美院,一个文质彬彬的有名的教授曾把他的儿子吊起来毒打过。这样例子还有很多,举不胜举。当然,所有这些例子,包括庆文,和在十几年前的青海省的那个被自己母亲用胜过法西斯的手段活活折磨致死的小苏丽(死时六岁)比起来,都应该算是非常“仁慈”的了。

我总是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看不到每天都发生在中国的严重的儿童虐待(甚至有人认为“儿童虐待”是西方文化的“特产”)?是他们真的没看到,还是看到了却不以为然?或者,他们真的不认为孩子也和成人一样会感受到肉体和心灵的痛苦,更想象不出人的童年遭遇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我曾经这样说过,如果稍微夸张一点,中国的几千年的道德史就是一部儿童虐待的历史。不是吗?读一读“二十四孝”,再想一想1994年的新疆大火中死亡的300多学生,难道儿童不是在成人眼中的可以被牺牲的工具?

步入中年之后,笔者对中国的儿童虐待现象作过很多系统的思考,不过今天这篇短文,决不是要对儿童虐待作任何理性的分析,而只是想做一个感性的触及:把这个看似“平常”的一个记忆留下来,献给庆文,同时告诫自己和他人,这样的经历,虽然对于它的亲身经历者最好忘却,但却不能被社会忘却。这是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记住了这些真实发生的事件,认识到这是违反人性的罪恶,才可能从建一个保护儿童的环境,使其间的生命健康地成长。

笔者不是种族主义者,但仍然意在把此文献给中国儿童,因为他们受害的历史太长,受害的程度太深,却又总是被社会忽略,掩盖或者忘却,甚至被这个早已腐烂不堪的传统合理化。

记住庆文,记住小苏丽,“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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