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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y 27, 2013

文化的影响与进化的必然
–试探中国人的奴性成因以及民族出路

(前注。在讨论文化的论文中,很多名词的概念往往会含糊不清,很多时候也互相专转用。笔者为了避免出现理解上的混淆,特此对一些基本词汇根据文章需要作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定义,附在文章最后。读者如需要可以先跳至最后先读词解,再读正文。)

 

序言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的人,笔者对中华民族的孽根性作过不少思考,并对这些孽根性存在之普遍性及严重性不再怀疑。本文的目的,将不再是证明这个孽根性的存在与否,而是试图找出它的成因,并在这个黑暗的文化背景中为人性找一条光明的出路。

 

一。奴性在中国的普遍存在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灯下漫笔》)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彼之以奴隶视吾民,犹可言也,吾民之以奴隶自居,不可言也。” (梁启超)

什么是“奴性”?简单地说,奴性就是奴才的本性。那么什么是“奴才”?奴才就是那种甘愿做奴隶的人。从这个简单的定义可以看出,“奴才”非“奴隶”,后者是不得已为之,前者纯属自愿。所以,更准确的定义是,奴性是一种甘愿做奴隶的本性(参见《“孝”的“孙子”效应》)。

如果把一个人待人处世的基本特征称为人格特征的话,奴性就是人格特征的一种。而如果把一种在一群人中普遍存在的人格特征称为民族性的话,奴性,当之无愧地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或国民性的一种。而当奴性-这个人性中最卑劣的一种-成了国民性时,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民族问题。而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寻找问题的根源。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人性的形成,大凡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人为的后天培养,二是基因的先天遗传。这两者孰轻孰重,学者们争论不清,但不可否认的,是两方面的因素都同时存在着。人的“后天培养”主要是文化的作用,“先天遗传”则是进化的作用,所以,奴性在中国人中如此普遍的存在,笔者认为应该是“文化”与“进化”这两者交叉或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下边分别就这两个特点作具体分析。

 

二。奴性形成的文化因素

由于人是群居动物,所以不可避免地,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了我们所处在的文化环境的熏陶。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定义可以非常繁琐,但简而言之,它可以被理解成一个群体(民族,国家,部落等)在精神创造方面的总和。文化包括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文学艺术创造等等。不过本文强调的,是在文化的所有项目中对人的行为影响最大的那一部分:伦理道德部分,或者说一群人共同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正是这个道德准则,决定了一个群体的共同行为特征,从而也决定了这个群体在其他方面的文化创造上的特征。这个准则通常体现在意识形态之中。所以,“意识形态”,将是本文在提及“文化”一词的中心含义。

人,虽然作为个体都有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世界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作为一个整体要延续,往往需要有一个在整体中能凝聚所有个体的思想的意识,即“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宗教。笔者认为宗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认识层面的,即:人对自然或“超自然”现象的主观理解或(一厢情愿的)解释;其二是社会功能层面的,即:凝聚一群人思想的方式。中国历史上虽然基本没有认识层面的,或者说“神”的意义上的宗教,但和任何一个其他社会一样,具备“社会意识形态”功能的宗教,这就是通过儒家思想意识体现出来的“祖先崇拜”。

在对人格的培养(或者影响)上,如果说西方基督教最大特征是导致人的原罪感,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感,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识,中国的祖先崇拜的最大特征则是导致人在长辈和祖先面前的低贱意识,导致人之间的不平等感。在基督教或者其他的一神教中虽然也有不平等关系的存在,但由于其最高的权威是抽象的“神”,所以在具体的人面前,大都持一种相对平等的人格关系(注:“不平等”其实是人类从进入文明以来的共同特征,所以在此说某些文化中人之间的“平等”其实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而在祖先崇拜中,最高的权威是“人” – 祖先是“人”,长辈也是人,所以在祖先崇拜的文化中,人所畏惧,或者说在精神上依附的不是抽象的“神”,而是具体的人。这种认识在现实中必然导致人际关系中的贵贱意识和权威意识。所以祖先崇拜对社会的影响,首先就是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如果把祖先崇拜看成宗教,那么“孝道”则是这个宗教的教条,或“仪式”,即在生活中的具体实施法则。笔者认为,中国人的几乎一切恶习,中国文化中阴暗面的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孝道对人性的扭曲。也许有人会不理解,孝敬父母难道也会有错?的确,笔者在生活中见过很多善良的中国人,他们都“孝敬”父母。是的,如果孝道就是那种对父母的理解和爱的话,孝道是没有任何错的。然而,从我个人的理解看来,“爱”,绝非孝道的核心。孝道的强调的,是晚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而不是爱。“孝”离不开“顺”,而一个“顺”字,就说明了孝道的核心:驯服。中国几千年的伦理道德教训中,虽然也有爱护晚辈的教导,但绝大多数的说教,都是针对长辈对晚辈的权威,以及晚辈对长辈的依顺。

正是在孝道传统中的这种不公平的人伦关系,注定了在中国文化历史中的“家庭奴隶制”:“主人”(长辈)和“奴隶”(晚辈)的不平等关系。这个关系注定了中国人对儿女的培养过程其实是一个对人性的“驯服”过程。而由于人在童年期的脆弱,离开父母便无以为生,所以儿女大都是不得不,最后心甘情愿地“依顺”自己的父母。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奴才的形成 – 把压抑自我,依顺他人(或者相反-压制他人)看成社会的自然规律,并无条件接受之。如果读者不同意的话,请留意一个中国文化的“特产”:把“孙子”一词当成“奴才”的代名词(参见《“孝”的“孙子”效应》)。笔者认为这个文化现象本身足以说明“家庭奴隶制”在中国的长期存在。所以,虽然孝道在文明初期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这一点是“功不可没”),但在对个体的培养上是“驯化”- 把一个禀赋着自然的创造天性的人,从生命的一开始就进行人为的驯服(不惜一切手段),直到被“驯化”成奴隶,或奴才。

也正因为孝道确定了中国的“家庭奴隶制”,而家庭,又是社会的最小单位,所以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自然是专制的最佳土壤。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侵入,民主,决不可能从这个社会的内部自然生根。

祖先崇拜还导致中国几千年的知识重复。这种“祖先最伟大最智慧”的认识,导致后人在智慧的成长上不注重从自身,以及从自己对外在的直接观察上直接领悟,而是被动地直接依赖祖先的遗产。所以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对知识的认识上也具备着不自觉地奴性,或者说“权威理性”(即:只有权威者才有思想或者表达思想的权力)。这导致了中国几千年在知识上的毫无创造性。个性天才,尤其在思想界,是极度罕见。(其实这个事实很简单:天才是天造的,这个极端强调“人为培养”- 先辈或他人的培养 – 的文化自然不可能成为“天才”的土壤。)

知识上的权威理性,人格上的奴性,就是这个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伦理意识-儒家思想文化-导致的社会结果。所以,笔者认为,中国人中处处可见的奴性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或者说,这种把祖先和长辈凌驾于活人和晚辈之上的文化本身,就是“奴性文化”。

 

三。奴性形成的进化(历史)因素

前面分析了中国文化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发展,接下来笔者试图从历史,或者说“进化”的角度分析为何在中国出现了这样的文化,以及这个文化又如何反过来成为中国人进化的“选择”环境,导致在经过了几千年的进化后,奴性渐渐成为在中国人中非常普遍的人格模式 。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人格的影响,可能好奇心重的人会问,为什么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这样一种文化?笔者认为,答案是在历史中,或者说在进化演变的过程中。追根溯源,中华民族和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一样,受大自然母亲 – 地理环境的制约。

1,自然环境是文化的决定因素

人类虽然是智慧动物,但进化至今,却不能,或许永远都不能揭开宇宙之秘。诚然,这个态度并不会阻碍人对大自然的探索,不会阻碍科学的不断进步,因为人的好奇心会尽一切努力使自己离宇宙和生命的真相越来越近。迄今为止,笔者认为进化论是离生命“真相”最近的科学发现之一。进化论的最基本论点之一,就是“自然选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中国古老的感性格言,似乎“不经意”地表达出了进化论的基本观点。

人类的起源至今大约有两种,一种是非洲起源说,一种是多地区独立起源说。笔者觉得非洲起源说似乎更令人信服,毕竟有科学家已经做了DNA测试,“证实”了这一理论(Spencer Wells, The Journey of Man: A Genetic Odyssey)。所以,一个摆在现代人眼前的简单“事实”(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笔者理解任何一种科学发现都很难被定为终极事实)是,人类同出一源(共同从非洲出来),却在世界各地发展出不同的人种和文化。

由于文化受生存方式的影响最大,而生存方式和地理环境又有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化的终极决定因素是地理环境。从历史的角度看,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或生产方式),比如靠近河流的土地肥沃之地适合农耕,靠海的地方产生渔业和航海,而地带开阔,适合牲畜生长的地方则是游牧民族的家园。那么,这些不同的生存方式是如何和文化相联系的呢?答案很简单:多元的生存方式(农耕,游牧,经商,海盗等等相结合)容易使人形成开放的意识,产生多元的开放文化(比如地中海沿岸的中东和欧洲);单一的生存方式容易使人产生静止不变的意识,形成单调的封闭文化(比如埃及,中美洲,印度和中国等等)。这个规律又是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多元的生存环境让人看到丰富多彩的现实,从而导致人的开放意识;而单一的生存环境中让人看到一成不变的现实,从而导致人的封闭的意识。 所以,笔者毫不怀疑,中国这样几千年不变的意识形态,“罪魁祸首”其实在于中国的地理位置:这个东面临海,西面靠山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的长期分割和孤立,从而导致延续了几千年的单一农耕生存方式,导致几千年不变的文化意识结构。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农耕文化和其他文化相比较,比如游牧,海盗文化等等,最大的特征就是固守现存次序的思维方式。在农耕的文化环境中,对既定权威和知识的服从,是在这个文化群体中起凝聚作用的最重要因素。笔者曾经做过这样的思考,游牧或海盗民族的生存方式是四处游走,哪里有生存的机会就往哪里去,加之既存知识不一定适合新环境,所以在这些民族中,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之重要性,大大超出了祖先或者长辈的既存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些群体中孝道很难生根;而在农耕文化中,由于大家都固守一片土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人们所面对的现实都一成不变,于是既存知识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在农业文明中,“姜总是老的辣”,老年人的威望,对既存知识的依赖,对权威的服从,都是社会人际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一环,更是社会稳定的决定因素。由此,在中国这个农耕文化一贯始终的土地上,出现祖先崇拜实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由此导致的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也必然被道德化,绝对化。孝道也由此而生,成为中国人的道德第一律。

2。“文化选择”-文化环境对人的“人工选择”

文化虽然是在自然进化中的“人为”创造物,但文化一旦形成气候,它不但反过来影响人,还“选择”人,成为一种对人有“选择”能力的“自然环境”,最终导致只有适应这个环境的人才能生存,甚至存活。

熟悉进化论的人都知道,在达尔文的理论中,除了“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以外,还有一种选择叫“人工选择”(Artificial Selection)。以饲养奶牛为例,最初本来只是有些母牛产奶量高,有些母牛产奶量低,然而对畜牲具有生杀之权的人发现了这个现象,在驯养过程中只把那些产奶量高的母牛用于产奶业,产奶量不高的都用来做食用肉食。于是久而久之,这专门用于为人类产奶的“种”- “奶牛”就在人工选择下出现了。同样的规律,也发生在文化对人的选择上。人最初没有“种族”的区别,都是各种性格的混合群体,但久而久之,不同的文化对人进行“再选择”((当然更有之前的“自然选择”的因素)),终于导致了种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

如果我们把人的性格(或性情)归于先天基因的话,人类的先天基因是及其丰富的,由此人的性格也是丰富多彩的。也正因为这个多样性,人类才能在世界各地的不同自然环境下生根发展。我们可以想象,在文明之初,几乎任何一群人(部落)中,都存在着具有各种性格的个体。然而,久而久之,由于某些自然条件只允许,或更适应某些性格的人发展,所以具有这些性格的人就更能够在这些地区生存,最后发展出具有某种特征的文化。之后,这些文化又反过来对人施展“自然选择”的功能,使那些具有这种文化推崇的性格的人才能生存,或者才能生存的更好;而不具备这些性格的人,他们或者被这个文化以各种方式强行杜绝,或者在这个文化中“自然地”慢慢被淘汰掉。

最明显的“强行杜绝”的例子就是古希腊的斯巴达,由于这个文化崇尚武力,崇尚强壮的体魄,婴儿生下来后如果不符合体力标准,都会被活活地抛弃。所以斯巴达这个城邦个个都体格强壮,成为希腊“诸侯”中最勇猛善战的城邦。文化的“自然淘汰”的例子可以在中华民族中看到:汉民族在文明之初也是勇猛善战,不乏强悍之士,但这个文化后来由于某些原因开始“尚文抑武”,渐渐地,那些文质彬彬的男士更能受到社会的提拔,更能讨配偶喜欢,久而久之,这个民族中体格强健的人数比例就会渐渐下降。中国历史也证明了这个现象:最初还能和北方游牧民族抗衡的汉族,渐渐变得不堪一击,在后来的一千多年的较量中屡战屡败。而目前的中国,“肾虚”就是“国病”。

在此我们可以把这个文化对人的选择功能定义为“文化选择”。中国历史在“文化选择”这一点上是毫不含糊的。在这个最崇拜“人治”的文化中,几千年来,以人类能够想象出来的最极端的手段对不同思想进行排斥,对叛逆者进行惩罚。焚书坑儒,株连九族,各种难以置信的酷刑,都是这个“文化选择”的种种“有效”措施。试想在文明之初,中华民族是具备着各种性格基因的人的混合体,久而久之,只有那种具备温和,驯服,或者独断专行的性格才能在这个土地上找到自己的空间,而那些禀赋着叛逆,开放,独立等等性格的人,往往或者不得志,或者被满门抄斩。于是渐渐地,这个土地上就越来越单一化,具备驯服人格的人越来越多,奴性渐渐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

至此读者不难看出,不但是奴性,任何一种文化特性,或者民族差异,都一方面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这也是人类虽同出一源,但却渐渐地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越来越大的民族差异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民族的出路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人的奴性,包括其他民族性的根源的总结。如果我们承认祖先崇拜和孝道中的“反人性”性质,自然就会看出这个文化对人性的“反作用”,并在在几千年的过程中渐渐改变中国人的天性,导致奴性在中国的普遍存在的事实。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何鲁迅认为两句话就可以概括整个中国历史:“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灯下漫笔”)。

是的,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因为它“吃”掉了人性,成全了奴性;因为它崇尚的是死人,老人,死亡,而不是活人,儿童,和生命;因为它在知识上推崇的是模仿,而不是创造。就这样,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在这个世界上孕育了一个最没有生命力的,也最病态最苍白的民族(之一)。

如果我们把不同文化的根源归于地理环境的话,那么,华夏文明产生出这样的文化也不是中国人之过错,而是大自然选择的结果,是进化的必然。这自然是很无奈的现实。那么,这个民族还有出路吗?恕我直言,如果民族的出路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在世界的“崛起”,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受到他人的“仰视”,意味着在中国这个国家万事都必须具备“中国特色”,那么,笔者认为这个民族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因为,1,人类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不可能长久地,或者永远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唱“主角”。进化的历史,是不断淘汰的历史,所以没有不被淘汰的物种和民族。生命有生有死,人类也一样,民族更是这样;2,人类发展的方向,是民族化的削弱,“世界化”的加强。今后的世界,将是一个“大同文化”,这个“大同文化”“选择”的,将是充满了具有个性的“人”,而不是充满“民族性”的“中国人”,或“美国人”。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埃及文明,在单一不变文化中存活了几千年,最后消亡了;中美洲的几个文明,都因为极度的文化封闭性,最后或者自身自灭,或者不敌西方文化的入侵而终归于灭亡。除了这些明显的例子以外,而如果再仔细观察,人类史上还有数不清的被人遗忘了的销声匿迹的大大小小的文明或文化。人类历史不断地在向我们证明,封闭的自然环境必然导致封闭单一的文化特征,而单一的文化特征必然导致这个群体在历史进化中渐渐失去竞争优势。这是因为一个简单的进化科学事实:由于大自然条件千变万化,只有性能多样化的生物群体,才可能应付多样化的自然选择,而性能单一的生物群体,一旦自然条件发生变化,将因无法适应新的条件(或挑战)而灭绝。生物的进化遵循这个规律,文化的进化也一样。华夏文明至今还存在,得益于这片土地的辽阔,和优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尽管土地肥沃而辽阔,它的生存方式是单一的,它和世界其他文明是隔离的,所以经过几千年的人为糟蹋,这片曾经富饶的土地已经遍体鳞伤,而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意识,也在西方充满生命力的文化面前显得如同一具僵尸。所以笔者认为在开放的多元文化冲击下的今天,这个“文化”已经早已腐烂不堪,甚至早已死亡。

历史的进展,如“大江东去”,“大浪淘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淘汰,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值得可悲的。华夏文明,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可能性能永远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然而笔者认为,民族没有出路,并不等于“人”没有出路;中华民族没有出路,并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出路。古埃及文明灭亡了,埃及人至今还存在;古希腊文明消亡了,希腊人还活着。并且,即使某一个民族都消亡了,人类还会继续(虽然也许终归一天也会消亡)。所以,“民族文化”的消亡,不等于“民族”的消亡,或者说不等于“人”的消亡,更不等于生命的消亡。而反观那些消亡的了民族,无论大小,都有一个特点:死抱自己愚昧的传统,拼死命抵抗先进文明或文化。其实,文化是人建的,如果愿意,人也可以把它推翻。如果一种文化适应人的发展需要,人就应当保持它,如果它不再适应人的发展需要,人就应该,甚至必须把它抛弃。所以,如果中国人继续抵抗先进的外来文化,继续顽固地在几千年前的老祖宗早已腐烂发臭的尸体上淘“金”,继续用几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祖先的“遗产”来滋养自己的生命,前途将是黑暗的;而如果放下民族传统的包袱,忘记如何作“中国人”,快乐轻松地做“人”,前途则是光明的。

是的,只有让“吃人”的文化死去,生命才能延续,中国“人”才有出路。

 

结语:世界大同的明天

人类从非洲走出来,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各自为阵,发展出不同的文化,很自然地形成了文化之间的抗争。然而,当欧洲文明在近代的扩张中把世界再次变小,人类又再走到一起时,继续抱着夜郎自大,互相攀比的态度,是非常愚蠢的。此时,各个文化中的人都应该将关注的焦点从自身民族或国家的利益转移到人类共同的利益上。欧洲人之所以在近代崛起,就是因为他们绝不做自己祖先的奴隶(不要忘记美国的诞生就是“儿子”对“老子”的叛变。参见《七月四日,“儿子”向“老子”开枪》),而是在竞争中包容并接受了其他各种文化的优点。非但如此,欧洲文明在扩张过程中,他们也不光是侵略和消灭,更有包容和共享(英语中的Commonwealth,就是这个理念的代名词),以及人道主义的传播。

在美国生活了18年,笔者无法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文化之所以在近几百年走在人类历史的前列,就是因为它对“民族”,对“文化”这些概念的逐渐淡漠,而对人的共性的逐渐重视,从而导致这个文化的包容性。美国从建国时对祖先的背叛,到后来奴隶制的废除,再到人权运动的兴起,这个文化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摆脱“文化特色”的文化,一种没有“文化”的文化。在这个“文化”中,个人的不同不再会遭到排斥,而是得到尊重,而人之间的联系的纽带,不再是共同的“文化传统”,而是“人性”和“爱”。

所以,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只关注“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的问题,是鼠目寸光,终将导致自取灭亡,而只有关注“人”的问题,看到人类的发展方向,才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族”的一员,和各国各民族的人一起共建并分享一个人类大同,充满和平与爱的灿烂的明天。

(全文完)

 

注:

*中国人:在本文以及所有其他场合中这个词均为泛指,及“普遍现象”,而非每一个人;在本文中,中国人尤其指“汉族人”。

*文化:一个群体在精神创造方面的总和。比如意识形态,宗教,风俗习惯,艺术创造等等。这个群体可大可小,比如用“欧洲文化”指整个欧洲地区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独特文化,而“欧洲文化”里面也可以再用“法兰克文化”,“英国文化”,“北欧文化”等等形容这些局部地区的独特风格文化。

*文明:一个群体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创造总合。所以除了文化所包括的所有项目,它还包括生产技术,经济形态,政体制度等等。比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华夏文明。所以“文明”在笔者的理解中是一个比“文化”范围更大的词汇。

 

 

文化的影响与进化的必然-试探中国人的奴性成因以及民族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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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to "文化的影响与进化的必然-试探中国人的奴性成因以及民族出路"

“以饲养业中的奶牛为例,最初本来没有“奶牛”这个种类,只是有些牛产奶,有些牛不产奶,然而对畜牲具有生杀之权的人发现了这个现象,在驯养过程中只选者那些能够产奶的。于是久而久之,奶牛,这个本来不存在的“牛种”,就在人的选择下形成了。”

“奶牛”就是生过小牛的母牛,本来就存在(否则就没有牛了),只不过经过人类“优化”,产奶量比较大,产奶期比较长而已。

谢谢提醒。我稍作了修改。
我想说的应该是为人类提供奶的“奶牛”最先是不存在的。最先都统统叫做“母牛”。但在人工选择后,这种特殊的产量高的母牛“奶牛”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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