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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the ‘观察与思考’ Category

引:最近两件事给了我这篇文章的灵感,一是ABC“辱华”事件,二是我本人在华夏文摘论坛上的遭遇。我在网上的论战中因各种复杂的原因说出了极不符合大多数人观念的言语,并被某些人抓住不放,还在华夏论坛开专线“批斗”。当然,为这样无聊的纠缠写文章是不值得的,但这些事却促使我写下了此文,其主题是分析一种和这些事件相关的心理状态,从而解答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对一两句话和其中表达的完全不可能的内容 – 比如一个6岁小孩要“杀光中国人”,或者云易“向中国扔原子弹” 如此“认真”?

 

 

1. 从“妄想症”到“群体妄想症”

现代心理学中有一种精神病叫“妄想症”(Paranoia),它的特点就是患病者总是觉得有人要迫害他们。这些患病者会为一些在他人眼里根本不存在的“危机”而成天处在一种不安宁的精神状态之中。严重的患者往往会把幻想的威胁看成真实,最后主动出手伤害他人,使自己从幻想中的“受害者”变成为实际的施害者。(作为一个悬疑小说迷在此我不禁要提一下,一些现代西方的心理悬疑小说都运用这个模式,在小说的结尾故事的主人公成为了真正的凶手。)

回过头看“新中国”之后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实际的行动去伤害甚至残杀那些幻想中的“敌人”,比如“反革命”,“臭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残害这些人的理由就是这些人是潜在的“危险”,如果不把他们消除,以后“广大劳动人民”就要“遭殃” 。当然结果是本来平安无事的“广大劳动人民”团结动起手来把本来毫无威胁的“敌人”以各种手段统统“消灭”了 ,导致了一个民族的悲剧。这就是典型的“妄想症”。当一个群体中的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都具备这样的心态,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群体妄想症”。文化大革命的之所以如此“成功”,就是因为中国人的这个“群体妄想症”。如果没有这个群体心理基础,毛泽东一个人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使文革运动产生如此“天地翻覆”的效应。

这样的心理模式,目前仍然在“中华民族”这个群体中普遍存在着。这次的ABC“辱华”事件,其实就是这个和文革相同的症状的一次小规模的爆发。我个人就听见不少中国人提起这个事件时,怀着一种对未来的“深切担忧”,即“中国人会被他们杀死”,“他们会杀死中国人!”“他要杀死你的!”面对这些夸张的反应,我很无奈。我的问题是,“他们”是谁?是除华裔以外的所有美国人吗?“他”又是谁?是吉米 科莫尔(Jimmy Kimmel)?还是那个6岁的小孩?在我看来,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做出要杀死“所有中国人”的事。令人惊叹的是,很多中国人(甚至包括一些受他们熏陶的华人小孩)都真的认为,一旦他们说了这个话,以后就可能做出这种事。(更不必提说出这些话的前因后果。这一点体现了中国人搞文字狱的厉害:为了证实自己的病态幻觉而断章取义)。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对移民最为宽容的国家,有着最为公平的(仍然是不完美的)移民政策,以及种族保护政策。然而,在享受着这个制度的美籍华人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却对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如此大动肝火,做出这种打起“反种族歧视”但实际上却是挑起种族仇恨的行为?如果是个人的病症,原因会各个不同,但当一个群体都出现同样的症状时,答案应该是深埋在历史和文化中。笔者认为,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妄想症”是源于一种群体“生存危机感”,这个群体的生存危机感一般出现在长期落后而封闭的文化群体中。

 

2. “生存危机感”的历史根源

在此我首先解释一下“落后”与“封闭”的词义。“落后”,在历史学或文化学中有不同的解释,也存在很多不一致的争论,但在本文中主要指经济和生产力的落后,即生产力太贫乏以致于不足以提供该群体的人所需要的物质供给。“封闭”是指一种长期和其他文化缺乏联系沟通的孤立状态。在任何一个文化群体中,一旦生产力提高之后,人口必然增长,而由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的时间阶段之后,物质供给(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必然会无法满足这个群体的需要,从而引发该群体的生存危机。这个简单的原理就是马尔萨斯人口危机论的全部理论基础。

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1,提高生产力和人的文明素质(历史证明人的文明素质和生殖率成反比)从而降低人口和供给之间的矛盾;2,开拓新的生存空间;3,群体内相互残杀(自残),以减少人口从而达到人口和供给的平衡;4,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自然灾害。当这四点都失败时文化群体就会自行灭亡。欧洲文明因其特殊的历史和自然条件,成功地做到了前两点,而多数其他封闭环境中的文化或文明则因为“无处逃生”,都或多或少地采取第三种措施:自相残杀,或者更加无奈地自行消亡。

因环境封闭而自行灭亡的人类文化群体数不胜数,其中很多都无从被现代人知晓了。最有名的就是复合节岛上的文化,以及南美洲的多个文明的自生自灭。自相残杀的例子更为普及,最典型的就是在文明之前和文明之初存在于几乎任何一个文化群体中(包括今天的中国!)的“杀婴” 当生下了无法供养的孩子时,父/母就杀掉婴儿。自相残杀(“自残”)还体现在很多文化群体中的习俗中。我们常常对一些民族(包括我们自己)的习俗不解,比如日本人的剖腹自杀,印度的萨蒂(Sati),中国女人的缠小足等等,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一种由群体心理危机导致的群体病态行为。最过分的大约当属中南美州的活人祭祀。据传阿兹特克人(Aztec)在1487年一次天灾之后活人祭祀的人数到达8万之众(好在都是自告奋勇)。

中国这片土地的确曾经资源辽阔,滋养了华夏文明,然而,由于它和其它文明的隔绝(虽然隔绝的程度不如中南美洲),华夏民族自古以来仍然具有着强烈的“生存危机感”。事实上,在中国人中流传了几千年的“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这个传统理念本身,就是生存危机感的“精神副产品”。熟悉进化论的人都知道,越是低级的生物,由于生存能力的低下(存活率低),不得不通过高繁殖率来保障后代的延续。而越是高级的动物,生殖率反而降低。人的文明发展也一样,越是在文明的进程中处于低级状态的群体,生殖率越高,人们越是受生儿育女的拖累,而越是发达的文明中,生殖率越低,人的生活中心也从繁衍后代转移到个人的生活质量。这个规律大约也是大自然的一种自我调节,以免某一种类生物的总数和其它种类比例失调。历史学家Will Doran在《文明的故事》第一卷中这样说道:“在动物世界中,父/母对子女照顾越多,繁殖力和死亡率就会随之下降,在人类中,随着文明的提升,生殖率和死亡率也随之下降”(Throughout animal world fertility and destruction decreases as parental care increases; throughout the human world the birth rate and death rate fall as civilization rises.” )Story of Civilization, Part I, Our Oriental Heritage, Simon and Schuster, 1954, page 30.)从这个规律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推测,人类以及各种生物在存活率低时都会以大量的繁殖率来保证其生命的延续,所以中国人的多子多福的理念,在潜意识中其实是一种不安全意识,即由于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把希望寄托在“数量”上。而这个观念本身,就是中华文明极其落后的标志。

由于“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中国人一旦在生存不受威胁时都积极地传宗接代,所以人口迅速上升,导致人口和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于是吃不饱的人揭竿而起,天下大乱,之后人口大幅度削减,终于天下太平,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如此循环,华夏民族就这样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挣扎着原地踏步了几千年,以至于至今还在上演杀婴(以及杀害以及残害亲生儿女)以及人吃人(尤其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的悲剧。

在中国这个封闭的环境中,大家都认识到“天下”就这么大,“时候”一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生存危机永远都没有被消除。不管儒家经典书上如何说,不管共产主义如何教育,深埋在华夏民族心灵中的,是“与人为敌”的强烈的生存和竞争意识。共生理念,人道主义,利他主义等等这样的思想作为群体意识形态基本上不可能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其实不奇怪,如果我们理解到像科学,人道主义意识等等这样的人类高级精神活动需要在生存危机消除之后才能得到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揭开几千年中国文明始终没有发展出科学和理性精神的谜底:因为华夏文明史的一治一乱是完全相同的重复循环,华夏文明在近几千年中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进步,所以“中华民族”这个群体从来没有真正摆脱过生存危机。是的,在21世纪的今天摆在中国执政者桌面上的论题还是和五千多年前的文明之初一样的问题:“吃饭问题”。

 

3。“生存危机感”,“生存焦虑”及“妄想症”的心理根源

生存危机感”是一种对威胁自身生存的各种可能性的担忧和恐惧。任何一种对将要发生的不祥之事的担忧和恐惧心态在心理学上都叫“焦虑”(Anxiety),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生存危机感称为“生存焦虑”。人在真实的威胁面前产生这样的焦虑是自然的,比如面对一头饥饿的猛兽,比如失业,疾病等等,但在没有任何实际威胁的情况下而焦虑,就是心理疾病,所以叫“焦虑症”。

焦虑症”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的心理定势。心理定势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惯性,即人的心理在接受过一次冲击之后再难以摆脱的定式反应。对这个心理定势最生动的比喻莫过于中国的一句古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这个解释当然是基于个体的人生经验,是非常准确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忽略生存焦虑症的先天因素。先天的焦虑症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我们至少知道并非每一个一朝被蛇咬了的人都会“十年怕草绳”,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人对焦虑的抵抗能力应该有天生的强弱之别。不过这个将是本文和笔者的当前知识所无法覆盖的范畴,所以不多做分析。

生存焦虑症”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妄想”(Paranoia),即被主观幻想的威胁所烦恼不安甚至痛苦不堪。“妄想症”的主要内容一般都是“幻想自己将被迫害”,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妄想者持有一种脆弱的心理,觉得身边的人和事物都很“强大”,会威胁自己的生存。比如在新中国解放后的“劳动人民”阶层,虽然在名义上和其它阶层平等了,但在心理上却由于历史的长期积累(中国的体力劳动者阶层从来从来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仍然有着强烈的心理不平衡。所以文革中这样的群体一旦被给以了机会,压抑了几千年的不平衡的心态就会大爆发。再如美国的华人群体,虽然在实际待遇上和其他种族一样,但心理上是弱势,所以他们一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到自信不足,且很“自然地”把这个自信不足的原因推给“种族歧视”。一旦有时机,这样的不平衡心态也会爆发。

焦虑症,危机感这样的心理疾病的反面就是“安全感”。安全感是人对自己的生存处境感到满意的心理状态。它是人的所有心理状态中的最健康的状态。具备安全感的人会相对坦然地处理除生存威胁之外的一切处境。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到,任何出于缺乏安全感而导致的心理状态,都可以被归于“生存焦虑”的类型,只是程度的深浅不一而已,比如攀比心,贪婪,对他人的猜忌等等。人之所以攀比,表面上的解释不过是一种虚荣心,深层的理解其实是源于缺乏安全感,即,一旦自己比不过别人,自己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典型的与“他人为敌”的心态)。贪婪,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奢欲,而之所以“永不满足”,其实就是因为人在不断地获取身外之物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再看猜忌,或者说对他人的极不信任,这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生存焦虑症状,因为它和“攀比”一样,是源于一种“他人就是敌人”的理念。中国人之间普遍互相为敌,无信任感严重之极,是中国社会缺乏诚信的根本原因。一个由不信任他人的人组成的社会,自然是病态(险恶)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又反过来影响这个社会中的个体,导致人之间的更加不信任。这样的双向(个体与社会)消极影响和恶性循环,使中国社会永远走不出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甚至相互陷害的怪圈。

以上这些病态现象在中国人中的普遍存在,不难让我们得出结论:“中国人”这个群体总体上是一个病态的群体。笔者给这个病下的诊断就是“生存焦虑症”。“中国人”得这个病其实一点不奇怪,因为中国人在封闭的环境中为有限的资源相互争夺了几千年了,不得这个病才是“奇怪”!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人是群居动物,所以当一个群体认可一种行为或者心理模式之后,不管这些行为或心理模式是多么地非人性(甚至是反人性的,比如中美洲的活人祭祀),都会被视为“正常”,该群体中的人也都不会觉得自己病态(“大家都这样的啊!”)。试想在健康的社会中一个患了“恐惧症”的人可能会被送进医院,而在中国的文革中却正好相反:那些少数不参与疯狂杀戮的人才可能被看成“有病”,而参与的人,且越是疯狂的人,不但不被看成精神病人,还会被看成“英雄”。事实上,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往往是心灵健康的人受孤立。这大约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少文人墨客强烈的出世心态产生的原因(这个现象在其它文化中也有,只是在中国更甚。)

在此可能有读者会想,“我认识的一些参加了ABC抗议游行的人很多都不像焦虑症患者啊?”是的,笔者也有朋友参加游行,我也相信他们是善良甚至健康的人。在此我不得不再次阐述“个体”与“群体”(或者“集体”)的区别。说一个“群体”得了某种“心理疾病”,并不等于说这个群体中的每一员都有“病”,或者病的程度都一样。每一个群体中都有健康和清醒的人,或者不健康甚至病态的人。然而,当一个群体的大多数都具有相同的病态心理模式时,这个病首先不易察觉(如前一段所述),其次它的传染率非常高。这是因为人是群居动物,谁都不愿意被孤立。这个原因也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对人类几乎所有的人为灾难的解释。美国物理学家Steven Weinberg 这样说过:“不管有没有宗教,人都有好有坏,但宗教却能使好人做坏事。”(With or without it (religion) you would have good people doing good things and evil people doing evil things. But for good people to do evil things, that takes religion. )。如果我们把一个群体所持有的共同意识理解为宗教的一种形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Weinberg这句话运用到中国的现实之中。

 

4. 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

大跃进和文革过去半个世纪了,中国在这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比较大跃进和文革的时间差距)基本没有人为大灾难(小的和看不见的灾难却不断。比如儿童虐待,不但层出不穷,还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中国人的心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的确是一个“奇迹”。导致这个“奇迹”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开放。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益处,首先是通过引进科技提高了生产力,减小了人口和资源供给之间矛盾,其次是大量的人口可以移民到其他地方,减缓生存空间的压力。

笔者发现,在大陆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相比,大陆人(当然是得势阶层)似乎显得更有“安全感”一些。这应该和国内的经济状况的巨大改变有很大关系。而海外的华人,除了生存相对艰难以外,在心理上由于有和其他民族的对照,似乎更容易显得自卑,所以也更受“生存焦虑症”的折磨(这大约也解释了ABC“辱华”抗议的事件的内在原因)。不过,虽然在大陆的中国人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生存安全感和自信,但潜在的心理模式却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一旦出现“威胁”中国的迹象,他们还是会群体激动起来,呈现出一片群众运动所特有的“排山倒海”之势。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形成这些群体运动的心理因素是病态的,所以这个“势”其实是脆弱的。这样的群体运动运作起来后,其势力指向的目标一般都是比他们更弱的弱势,或即使是指向强势,那一定是在这个群体后有真正的强势撑腰。比如,文革的红卫兵有毛泽东和共产党政府撑腰,这次的ABC抗议游行有美国的民主制度撑腰。试想这次ABC抗议游行会遭到六四运动一样的后果,我相信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华人会去计较一个孩子的话了。所以,这样的“排山倒海”之势,只不过是一种虚伪的“强大”。鲁迅早就说过:“強者愤怒抽刀向更強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

生存危机”与“生存焦虑”都是自然现象,人类产生这样的心理模式是有其历史和心理缘由的,所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不承认甚至否认其存在,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中国作为一个文化群体,或者说文明,目前已经走向世界,加上西方世界早已步入人道主义的共生理念时代,所以中国人在今天是被世界所接受(或者至少不被排斥)。比较起消失了的中南美洲文明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华夏文明的幸运。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如何把握这个命运?是继续顽固而盲目地相信自己的祖先(曾经)是世界之最,拒不接受自己的不足,还是谦虚客观地认识到这个世界之大,天外有天,从而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落后?人不怕无知,但最怕的就是不承认自己的无知,所以自以为聪明的“中国人”,如果再不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并不那么聪明,从而在国际内外的新形式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放弃与人为敌的弱势心态,历史的悲剧将会重演。

 

12/4/2013 Durham, NC

这次所谓的ABC电视台“辱华事件”的高潮已过,它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什么?是否是像抗议者们高呼的口号一样,“捍卫”或“提高”了华人在海外的“尊严”?

在此我先重申一下,在仔细看了这个儿童圆桌会的录像之后,我仍然保持前一篇文章《面子与尊严》中的基本观点,即:首先,ABC电视台播放这个节目的确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但同时也并非一个天大的事;其次,播放之后,适当的抗议是可以理解,但如此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甚至是中国人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的确是太夸张。

从事件的原因来看,在节目中的那个男孩子的话是对主持人的问题的非常孩子气的回应,绝非是有意对中国人不敬;另外,Jimmy Kimmel的态度也显然不是有意辱华,而是想以诙谐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意料之外的“政治不正确”的场面(他在最后提到“这是儿童圆桌会议的‘蝇王’版”,说明他对孩子的话是否定的。另外,美国人对孩子的极度保护心态可能也是他没有马上“教训”孩子一番的缘故)。然而,这短短的一分多种的调侃竟然让那么多毫无幽默感的中国人无法接受,一定要闹得全世界都知道。在这次抗议示威活动中,参与者们把这个电视节目上升到美国主流对中国人的刻意侮辱的程度。在纽约的游行中,甚至有不少人举着有Jimmy Kimmel 肖像的牌子,肖像上加上希特勒的胡子和纳粹的标志。这实在是过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更可怕的是,很多华人孩子也受父母影响,认定Jimmy Kimmel就是种族歧视者,就是要“杀掉所有中国人”前两天我对一个12岁华人小女孩说吉米是个好人,她立即睁大眼睛问我:“真的吗?他要杀死你的!你还是中国人吗?”我一时间无言以对。这种偏激的黑白式教育,打着反种族主义的旗号,无形中传达的却是最狭隘的种族主义情感,对华人下一代的成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退一步来看,即使ABC电视台的人在此事的处理过程中对中国人的不够严肃,其中暗含歧视的态度,但这样夸张的抗议示威,也绝不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或群体会采取的方式。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以下则是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后果的简单分析。

1。大部分参加抗议示威的华人会暂时觉得心情舒畅,解气,自我“尊严”将在短时期内大幅度提高。
2。ABC电视台以及所有其他媒体(甚至包括非华裔的所有美国人)以后在针对对华人议论时会非常小心。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对华人更加尊重。
3。由于这次抗议活动,华人在美国(甚至海外其他地区)的形象将大幅度降低。这显然和抗议者的意图大相径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抗议活动暴露了很多中国人的人格水准。以前由于中国人的沉默天性,华人在非华人眼里的印象大致是温文尔雅,多少都有几分“礼仪之邦”的风范,但这次的抗议活动,显示出中国人在群体运动中的“热情”,也显示出中国人极度缺乏幽默感,更暴露了很多中国人极度脆弱的自尊心,甚至暴露了中国人群体暴力的潜在实力(再来一次文革根本不是问题)。

有意思的事,这个在华人中闹得如此沸腾的事件,在美国的非中国人社圈中却是一片死寂。电视台基本不怎么报道这个事件,生活中或者网上除了华人聚集的地方几乎无人谈论这个事件。这个沉默态度反应出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事的不理解和不支持,甚至是反对或不屑。也大约是因为很多美国人觉得这个抗议活动太令人不可思议,所以只好沉默来掩盖自己的异议,以免火上加油,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凭我个人的预测,在这个事件之后,中国人作为整体在海外的形象将是一落千丈(当然以前也没有多高,“千丈”倒也是不可能的)。从今以后,至少在美国,华裔和非华裔之间的关系将会比以前更疏远(当然个体之间的关系将会影响不大),大多美国人对华人将更多地采取回避的交际“战术”,而华裔作为整体在美国也更加难以打入所谓的“主流”。这样,不可避免地,会使绝大部分华裔更加感到不可忍受的“种族歧视”。

再回到尊严的问题上,笔者向来认为,中国人的尊严,不是如何“提高”和“捍卫”的问题,而是如何建立的问题。本来不具有的东西如何捍卫?(参见《自尊与自贱》)。这是我在youtube的一个关于抗议的录像后的读到一个黑人的评论:

“我是一个在上海生活的一个美国黑人,我发现中国人是世界上我见过的最严重的种族歧视者。。。”( Also I am a black American and I live in Shanghai and find Chinese to be the most racist people I have ever met….)

这个黑人如此说,一定是和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这也符合我个人的观察。很多中国人就是这样,在某种人面前卑躬屈膝,在另一种人面前又耀武扬威。这样的群体有何尊严可谈?我认为,中国人多来一次这样的“捍卫群体尊严”的大运动,就多暴露一次自己的“无尊严”的真相 – 自卑。如此下去,中国人在世界上和世界其他民族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深,中国人作为种族群体在世界上会越来越显得孤立。

11/19/2013 Durham, NC

前不久在美国ABC电视台主持人Jimmy Kimmel 的一个节目中出现了一个美国孩子扬言要杀光中国人的言论,这自然在美国华人中挑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众多华人纷纷扬扬的抗议。据说后来节目主持人已经道歉,但华人的抗议还仍然没有得以平息。

笔者认为电视节目中的那一个美国小孩的言论非常不应该的(此事应该引起他父母以及和他有关的成人的极大重视),主持人的对应 – “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也非常不妥当。虽然在英文中“interesting”是个中立的判断词,但这个小孩的言论却是非常极端的,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应该严肃地指出这个说法的极大危害性。所以,华人,以及任何一个支持人权平等的人对这个节目采取一定形式的抗议都是非常应该的。不过,在Jimmy Kemmel道歉之后如果还不放手,还要大闹白宫,则显得过分,甚至变调了。本文的意图,就在于对掩盖在这些抗议活动背后的一种普遍心态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在这次很多的抗议的文章中最为“震耳欲聋”的是诸如“捍卫中国人的尊严”(http://forum.0898.net/inread.php?bbs_id=61603作者孙乙) )等等之类的口号。我个人每当听到中国人一哄而起地公开对对西方社会做这样呼吁就会感到有些不顺耳,因为从我在美国18年的经历来看,我绝少遇到华人不被尊重的现象。我看到的是,在美国一个普通中国人受到的尊重,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在中国受到的尊重。然而中国人在海内外却动辄对西方世界动用这些词汇,好像西方人欠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尊重似的,有些令人哭笑不得(这倒说明了共产党的“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教育是如何深得人心。)

事实上,很多中国人根本感受不到自己在西方国家得到的尊重。这是因为我们很多中国人对“尊严”这个词就像对“爱”这个词一样的陌生。大多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词汇是(被人)“踩”或者“抬”。由于“被踩”或者“被抬”都是建立在人格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所以很多中国人从来都不清楚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互相尊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以为尊重他人就是抬举他人,受人尊敬就是被人抬举。所以有不少中国人在国内习惯了被人抬举,出国后却发现很难有谁来抬举自己,于是就大呼“种族歧视”。笔者发现,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对美国社会中处处体现出的平等和尊重视而不见,而对偶尔出现的不平等现象 当然基本上都是对中国人的不平等现象 – 却大动干戈。“有趣”的是,对比之下,好多中国人对在自己祖国本土上的反应又正好和在海外的相反 对大陆处处发生的不平等现象熟视无睹,对偶尔出现的一点“平等”和“尊重”(比如四川大地震中温总理如何给一个受伤的小女孩让路感动全国上下,好像本来应该是受伤的女孩给四肢俱全的总理让路似的)感激涕零,且千歌万颂地以之来粉饰这个不平等的社会。

缺乏自尊的人,往往对“面子”情有独钟。我观察到很多中国人都往往把“尊严”和“面子”混为一谈,明明是在为自己的面子死打烂缠,还高呼是在“为尊严而战”。那么,这两者的区别在那里呢?要知道两者的区别,首先得搞清楚两者的概念。“尊严”可以被理解成一个人的决不容许被他人侵犯的品格,“面子”则是一个人在他人眼里的“形象”。虽然这两个概念都牵涉了“他人”,但“他人”在两者中的分量是完全不同的。在尊严中不可侵犯的“品格”是来源于自身;在面子中“他人眼里的‘形象’”却是完全地取决于他人。也就是说,有尊严的人,即使没有他人的认可,自己的尊严仍然存在,所以他们不需要成天追在他人后面又吵又闹地要求他人的尊重;而好面子中,如果没有他人的承认,就会觉得自己的脸上完全无光,从而自信全无,所以他们一定要拼命地挣来一份他人的“看重”。知道这个区别,我们就不难看出,中国人不停要求日本人道歉,抗议他们去参拜自己的靖国神社,或者动辄对西方人在媒体上稍有对中国人用词不妥的情况大动干戈,实在是和“尊严”关系不大;而西方人从来没在乎过中国曾举国上下的大闹如何消灭美英帝国主义纸老虎,包括现在铺天盖地地弥漫在大陆的“反美”情绪,实在是他们自信充分的体现。

其实,客观地看,无论发展中国家的人如何指责欧美社会的“霸道”,但像“种族平等”,“人道主义”等等这样的先进思想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却只出现在西方社会之中,并且也通过他们的扩张而传播到其他文化中。就连与落后的民族和平共处,杜绝把某某族的人杀光,这样的观念都基本来自于西方文明中的人道主义意识(如果西方人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几百年前就有实力灭绝落后的文化或者文明 – 包括中国)。笔者甚至认为,西方文明在近几百年中的扩张,对其他文明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而西方文明对全世界的更深一步的继续“入侵”,是世界和平的希望,甚至是唯一的希望。

目前尽管美国和欧洲社会中还仍然有歧视现象的存在,但任何一个具备客观的观察思维能力的人,都不应该忽视占据在其主流意识中的平等意识。生活在欧美的华人如果看不到这个主流意识,只能说明自己的有色眼镜太深太黑。或则说,由于极度缺乏自尊以至于别人尊重了自己还不知道,非要“抬举”自己才觉得舒服。

20131112

Durham, NC

(昨天和国内的侄儿通话,他问我为什么把中国“看”得这么糟糕,并且反复对我说中国现在如何好。对这个问题,几句话似乎很难说清(即使说得清,侄儿也不信),但说多了,侄儿听得不耐烦,所以我只好无奈罢休,反复强调对于中国社会的阴暗面他不知道更好。)

任何一个有正常观察能力的人,在美国(西方)生活一段时间后,都不难发现一个强烈的对比:在美国,新闻中不断充斥着对社会阴暗面的暴露,美国的大多数人,也习惯于对社会持批评态度,一会儿上街游行,一会儿在媒体里强烈谴责。总之,如果不亲身生活在这里而只看新闻的话,美国就显然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国度。而中国的情况似乎决然相反,电视报纸里却一片高调,在生活中大多数中国人也都习惯了听“好”的,说“好”的。总之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大家都非常“默契”。于是,如果不长期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并带着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很多人一定会以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度。

其实这就是民主和专制社会的区别。批评社会,其实就是在说当权者做得不好。专制的国家,当权者自然是不原意看到有人批评自己的。所以看一个社会的新闻媒体,对社会批评越多的,这个社会就一定是越民主越先进的社会,反之,就是越专制越落后的社会。

习惯了专制的多数中国人,自然看不到这个对比。就像习惯了黑暗的眼睛,看到一丝光线就会觉得光明得刺眼了。所以现在好多中国人把当今的经济发达和几十年前的极度贫困作比较,真是觉得好得不能再好了。由此,这个“刺眼”的“物质极大丰富”,使得好多中国人根本看不到在社会中还存在着的更大面积的黑暗。

中国式的“乐观”,分析起来原因不外乎有两点:一是“自私”;二是“短视”。在中国掌握媒体的,或者说有权利说话的人,都是处在得利阶层(当然很多其他社会也一样)。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封锁消息,压制反面声音。另外,大部分知识分子和经济上的爆发户,也处于同样的“得利者”的动机,对于没有发生在自己头上的灾难不闻不问。我03年第一次回国到,在家乡重庆吃惊地发现遍地都是棒棒军。然而对这些现象,我的发达了的朋友亲戚,没有一个人会有任何感慨。所以,这个社会在表面看来自然是一片“莺歌燕舞”。

其次,中国式的“乐观”,是基于“短视”,即:只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来看待现实。对那些没有发身在自己身上或者身边的事,都一律不关心。不关心也就等于不存在。所以很多普通的中国人也很容易对社会得出“乐观”的结论。

不光是今天的现状,就是对历史,对刚过去的历史,中国人都可以非常“乐观”地回避黑暗的一面。比如文化大革命。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才出国,对文革的认识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不过是红卫兵批斗知识分子。近几年我才从网上得知一些发生在县份上的可怕的大屠杀。这些屠杀手段之残忍,牺牲者数量之众,堪称历史之最。然而,这样的惊天动地之事,在发生之后很快(几乎是“立即”)就可以销声匿迹,这是为何?原因很简单,因为写历史的,是知识份子和当权者。虽然中国知识分子是文革的受害者,但在对文革的回忆上,对发生在偏僻乡村的更大灾难的忽略(或者回避),充分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私和短视,以及对学问的不严肃和对历史的不尊重。

鲁迅说中国人非常“健忘”,我说中国人也不得不“健忘”,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太沉重,太黑暗了,而大多数中国人早已丧失了面对现实的能力。也正因为是个原因,中国人的“乐观”,其实反映出中国社会是一个得过且过的社会,一个只顾眼前,不看将来的社会。当今中国的经济繁荣,其实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市场的需要,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的提高,也是因为开放后大量引进的现存科学技术。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发展,基本上都是靠外因,而非内因。事实上,中国,这个人口增长和文明发展不成比例的社会,早已失去自身协调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如果80年代没有打开国门,文革和大跃进的悲剧还会重复上演。而现在国门打开,突然出现的这个“经济繁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将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短暂历史现象而已。

Aside

Posted on: June 15, 2013

“快乐”,“同情”,“麻木”及其他

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快乐的童年,胜过一万张100分考卷》之后,遭到了海外大多数华人网民的批评(包括太多的“人身攻击”),其中有人认为笔者不懂得什么是快乐,更有人认为笔者这样愤世嫉俗,显然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快乐。

这个反应并不奇怪。从我平时的观察来看,很多人(尤其很多中国人)并不清楚“快乐”(happy)和“同情”(compassion)的内在实质。你要对儿童虐待感到义愤填膺,很多人会劝你说“消消气”,还说你不懂的快乐。在这些人眼里,似乎,人的快乐与悲哀,完全是根据自身的遭遇而定,为他人的不幸感到悲哀的人,一定是不懂得快乐的。殊不知对人间不幸的无动于衷,那不叫“快乐”,而叫“麻木”,叫没有同情心。这样的心态和个人的快乐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而那些对扼杀生命的观念,行为甚至文化意识的感到愤慨的人,恰恰是因为他们懂得珍惜生命,而也只有珍惜生命的人,才可能真正享受生命的快乐和喜悦(joy)。

在网上“讨论”的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个网友提到一段录像,叫“餐馆顾客直面‘虎妈’”(What Would You Do? Diners Confront Tiger Mon)。这个录像是在纽约的几家餐馆所拍下的情景。录像中出现的是“虎妈”在餐桌上逼她的女儿做功课,并对女儿的A-分数大为不满,招致邻桌的美国人的谴责(注:虎妈和女儿皆为演员扮演,邻桌的顾客皆为真实的餐馆顾客)。任何一个有客观观察能力的人都能从这段录像中看出中美的文化差异,都可以看出太多的普通美国人对儿童虐待的愤概(大约他们都和我一样不懂得“快乐”),对“推妈”“推爸”的不满,并且对由此产生的大量的亚洲“天才儿童”的不屑,以及对儿童(无论其肤色)的爱。然而这段录像在讨论中完全被忽略了。可见大多数人对现实的观察是各取所需,对和自己观念相反的,对自己的“信仰”“不利”的现象都更愿意采取回避态度。

我的另外两篇文章《庆文-写在六一的记忆》《大象人生平记》得到的反应相对冷淡。对这一点我也不吃惊,因为我深切地感到在中国人中,真正具备同情心的人不多。此话绝非是说我们中国人都生来缺乏同情心。我个人对这个现象的理解是,大家都忙于生存和竞争,争做“人上人”,自然没有时间来关心别人的苦难,久而久之,人就变得麻木起来(其实做“人上人”绝非人生幸福的唯一保证,尤其在西方社会)。非但如此,我还发现有些中国人在他人的不幸中产生的,不是同情,而是沾沾自喜。这恰恰说明了这些人平时活得不幸,需要在别人的不幸中才能感到一点平衡,得到一点可怜的“快乐”。这样的心态,实在是太阴暗。

说到底,我当然不认为这是人种问题,肤色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人的智能天生的成分很大,但人的道德行为,和后天培养的关系更大,因为人如何待人,往往源于他们如何被对待(能超越自己的经验的人是少数)。看着那么多新生儿的笑脸,怎么可能想象他们会成长成如此缺乏快乐,爱心和同情心的成人?这个现象如不是因为后天的培养,还能是因为什么?(参见《文化的影响与进化的必然》

 

“快乐”,“同情”,“麻木”及其他

Aside

Posted on: May 27, 2013

文化的影响与进化的必然
–试探中国人的奴性成因以及民族出路

(前注。在讨论文化的论文中,很多名词的概念往往会含糊不清,很多时候也互相专转用。笔者为了避免出现理解上的混淆,特此对一些基本词汇根据文章需要作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定义,附在文章最后。读者如需要可以先跳至最后先读词解,再读正文。)

 

序言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的人,笔者对中华民族的孽根性作过不少思考,并对这些孽根性存在之普遍性及严重性不再怀疑。本文的目的,将不再是证明这个孽根性的存在与否,而是试图找出它的成因,并在这个黑暗的文化背景中为人性找一条光明的出路。

 

一。奴性在中国的普遍存在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灯下漫笔》)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彼之以奴隶视吾民,犹可言也,吾民之以奴隶自居,不可言也。” (梁启超)

什么是“奴性”?简单地说,奴性就是奴才的本性。那么什么是“奴才”?奴才就是那种甘愿做奴隶的人。从这个简单的定义可以看出,“奴才”非“奴隶”,后者是不得已为之,前者纯属自愿。所以,更准确的定义是,奴性是一种甘愿做奴隶的本性(参见《“孝”的“孙子”效应》)。

如果把一个人待人处世的基本特征称为人格特征的话,奴性就是人格特征的一种。而如果把一种在一群人中普遍存在的人格特征称为民族性的话,奴性,当之无愧地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或国民性的一种。而当奴性-这个人性中最卑劣的一种-成了国民性时,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民族问题。而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寻找问题的根源。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人性的形成,大凡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人为的后天培养,二是基因的先天遗传。这两者孰轻孰重,学者们争论不清,但不可否认的,是两方面的因素都同时存在着。人的“后天培养”主要是文化的作用,“先天遗传”则是进化的作用,所以,奴性在中国人中如此普遍的存在,笔者认为应该是“文化”与“进化”这两者交叉或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下边分别就这两个特点作具体分析。

 

二。奴性形成的文化因素

由于人是群居动物,所以不可避免地,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了我们所处在的文化环境的熏陶。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定义可以非常繁琐,但简而言之,它可以被理解成一个群体(民族,国家,部落等)在精神创造方面的总和。文化包括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文学艺术创造等等。不过本文强调的,是在文化的所有项目中对人的行为影响最大的那一部分:伦理道德部分,或者说一群人共同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正是这个道德准则,决定了一个群体的共同行为特征,从而也决定了这个群体在其他方面的文化创造上的特征。这个准则通常体现在意识形态之中。所以,“意识形态”,将是本文在提及“文化”一词的中心含义。

人,虽然作为个体都有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世界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作为一个整体要延续,往往需要有一个在整体中能凝聚所有个体的思想的意识,即“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宗教。笔者认为宗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认识层面的,即:人对自然或“超自然”现象的主观理解或(一厢情愿的)解释;其二是社会功能层面的,即:凝聚一群人思想的方式。中国历史上虽然基本没有认识层面的,或者说“神”的意义上的宗教,但和任何一个其他社会一样,具备“社会意识形态”功能的宗教,这就是通过儒家思想意识体现出来的“祖先崇拜”。

在对人格的培养(或者影响)上,如果说西方基督教最大特征是导致人的原罪感,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感,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识,中国的祖先崇拜的最大特征则是导致人在长辈和祖先面前的低贱意识,导致人之间的不平等感。在基督教或者其他的一神教中虽然也有不平等关系的存在,但由于其最高的权威是抽象的“神”,所以在具体的人面前,大都持一种相对平等的人格关系(注:“不平等”其实是人类从进入文明以来的共同特征,所以在此说某些文化中人之间的“平等”其实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而在祖先崇拜中,最高的权威是“人” – 祖先是“人”,长辈也是人,所以在祖先崇拜的文化中,人所畏惧,或者说在精神上依附的不是抽象的“神”,而是具体的人。这种认识在现实中必然导致人际关系中的贵贱意识和权威意识。所以祖先崇拜对社会的影响,首先就是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如果把祖先崇拜看成宗教,那么“孝道”则是这个宗教的教条,或“仪式”,即在生活中的具体实施法则。笔者认为,中国人的几乎一切恶习,中国文化中阴暗面的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孝道对人性的扭曲。也许有人会不理解,孝敬父母难道也会有错?的确,笔者在生活中见过很多善良的中国人,他们都“孝敬”父母。是的,如果孝道就是那种对父母的理解和爱的话,孝道是没有任何错的。然而,从我个人的理解看来,“爱”,绝非孝道的核心。孝道的强调的,是晚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而不是爱。“孝”离不开“顺”,而一个“顺”字,就说明了孝道的核心:驯服。中国几千年的伦理道德教训中,虽然也有爱护晚辈的教导,但绝大多数的说教,都是针对长辈对晚辈的权威,以及晚辈对长辈的依顺。

正是在孝道传统中的这种不公平的人伦关系,注定了在中国文化历史中的“家庭奴隶制”:“主人”(长辈)和“奴隶”(晚辈)的不平等关系。这个关系注定了中国人对儿女的培养过程其实是一个对人性的“驯服”过程。而由于人在童年期的脆弱,离开父母便无以为生,所以儿女大都是不得不,最后心甘情愿地“依顺”自己的父母。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奴才的形成 – 把压抑自我,依顺他人(或者相反-压制他人)看成社会的自然规律,并无条件接受之。如果读者不同意的话,请留意一个中国文化的“特产”:把“孙子”一词当成“奴才”的代名词(参见《“孝”的“孙子”效应》)。笔者认为这个文化现象本身足以说明“家庭奴隶制”在中国的长期存在。所以,虽然孝道在文明初期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这一点是“功不可没”),但在对个体的培养上是“驯化”- 把一个禀赋着自然的创造天性的人,从生命的一开始就进行人为的驯服(不惜一切手段),直到被“驯化”成奴隶,或奴才。

也正因为孝道确定了中国的“家庭奴隶制”,而家庭,又是社会的最小单位,所以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自然是专制的最佳土壤。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侵入,民主,决不可能从这个社会的内部自然生根。

祖先崇拜还导致中国几千年的知识重复。这种“祖先最伟大最智慧”的认识,导致后人在智慧的成长上不注重从自身,以及从自己对外在的直接观察上直接领悟,而是被动地直接依赖祖先的遗产。所以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对知识的认识上也具备着不自觉地奴性,或者说“权威理性”(即:只有权威者才有思想或者表达思想的权力)。这导致了中国几千年在知识上的毫无创造性。个性天才,尤其在思想界,是极度罕见。(其实这个事实很简单:天才是天造的,这个极端强调“人为培养”- 先辈或他人的培养 – 的文化自然不可能成为“天才”的土壤。)

知识上的权威理性,人格上的奴性,就是这个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伦理意识-儒家思想文化-导致的社会结果。所以,笔者认为,中国人中处处可见的奴性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或者说,这种把祖先和长辈凌驾于活人和晚辈之上的文化本身,就是“奴性文化”。

 

三。奴性形成的进化(历史)因素

前面分析了中国文化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发展,接下来笔者试图从历史,或者说“进化”的角度分析为何在中国出现了这样的文化,以及这个文化又如何反过来成为中国人进化的“选择”环境,导致在经过了几千年的进化后,奴性渐渐成为在中国人中非常普遍的人格模式 。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人格的影响,可能好奇心重的人会问,为什么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这样一种文化?笔者认为,答案是在历史中,或者说在进化演变的过程中。追根溯源,中华民族和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一样,受大自然母亲 – 地理环境的制约。

1,自然环境是文化的决定因素

人类虽然是智慧动物,但进化至今,却不能,或许永远都不能揭开宇宙之秘。诚然,这个态度并不会阻碍人对大自然的探索,不会阻碍科学的不断进步,因为人的好奇心会尽一切努力使自己离宇宙和生命的真相越来越近。迄今为止,笔者认为进化论是离生命“真相”最近的科学发现之一。进化论的最基本论点之一,就是“自然选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中国古老的感性格言,似乎“不经意”地表达出了进化论的基本观点。

人类的起源至今大约有两种,一种是非洲起源说,一种是多地区独立起源说。笔者觉得非洲起源说似乎更令人信服,毕竟有科学家已经做了DNA测试,“证实”了这一理论(Spencer Wells, The Journey of Man: A Genetic Odyssey)。所以,一个摆在现代人眼前的简单“事实”(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笔者理解任何一种科学发现都很难被定为终极事实)是,人类同出一源(共同从非洲出来),却在世界各地发展出不同的人种和文化。

由于文化受生存方式的影响最大,而生存方式和地理环境又有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化的终极决定因素是地理环境。从历史的角度看,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或生产方式),比如靠近河流的土地肥沃之地适合农耕,靠海的地方产生渔业和航海,而地带开阔,适合牲畜生长的地方则是游牧民族的家园。那么,这些不同的生存方式是如何和文化相联系的呢?答案很简单:多元的生存方式(农耕,游牧,经商,海盗等等相结合)容易使人形成开放的意识,产生多元的开放文化(比如地中海沿岸的中东和欧洲);单一的生存方式容易使人产生静止不变的意识,形成单调的封闭文化(比如埃及,中美洲,印度和中国等等)。这个规律又是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多元的生存环境让人看到丰富多彩的现实,从而导致人的开放意识;而单一的生存环境中让人看到一成不变的现实,从而导致人的封闭的意识。 所以,笔者毫不怀疑,中国这样几千年不变的意识形态,“罪魁祸首”其实在于中国的地理位置:这个东面临海,西面靠山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的长期分割和孤立,从而导致延续了几千年的单一农耕生存方式,导致几千年不变的文化意识结构。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农耕文化和其他文化相比较,比如游牧,海盗文化等等,最大的特征就是固守现存次序的思维方式。在农耕的文化环境中,对既定权威和知识的服从,是在这个文化群体中起凝聚作用的最重要因素。笔者曾经做过这样的思考,游牧或海盗民族的生存方式是四处游走,哪里有生存的机会就往哪里去,加之既存知识不一定适合新环境,所以在这些民族中,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之重要性,大大超出了祖先或者长辈的既存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些群体中孝道很难生根;而在农耕文化中,由于大家都固守一片土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人们所面对的现实都一成不变,于是既存知识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在农业文明中,“姜总是老的辣”,老年人的威望,对既存知识的依赖,对权威的服从,都是社会人际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一环,更是社会稳定的决定因素。由此,在中国这个农耕文化一贯始终的土地上,出现祖先崇拜实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由此导致的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也必然被道德化,绝对化。孝道也由此而生,成为中国人的道德第一律。

2。“文化选择”-文化环境对人的“人工选择”

文化虽然是在自然进化中的“人为”创造物,但文化一旦形成气候,它不但反过来影响人,还“选择”人,成为一种对人有“选择”能力的“自然环境”,最终导致只有适应这个环境的人才能生存,甚至存活。

熟悉进化论的人都知道,在达尔文的理论中,除了“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以外,还有一种选择叫“人工选择”(Artificial Selection)。以饲养奶牛为例,最初本来只是有些母牛产奶量高,有些母牛产奶量低,然而对畜牲具有生杀之权的人发现了这个现象,在驯养过程中只把那些产奶量高的母牛用于产奶业,产奶量不高的都用来做食用肉食。于是久而久之,这专门用于为人类产奶的“种”- “奶牛”就在人工选择下出现了。同样的规律,也发生在文化对人的选择上。人最初没有“种族”的区别,都是各种性格的混合群体,但久而久之,不同的文化对人进行“再选择”((当然更有之前的“自然选择”的因素)),终于导致了种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

如果我们把人的性格(或性情)归于先天基因的话,人类的先天基因是及其丰富的,由此人的性格也是丰富多彩的。也正因为这个多样性,人类才能在世界各地的不同自然环境下生根发展。我们可以想象,在文明之初,几乎任何一群人(部落)中,都存在着具有各种性格的个体。然而,久而久之,由于某些自然条件只允许,或更适应某些性格的人发展,所以具有这些性格的人就更能够在这些地区生存,最后发展出具有某种特征的文化。之后,这些文化又反过来对人施展“自然选择”的功能,使那些具有这种文化推崇的性格的人才能生存,或者才能生存的更好;而不具备这些性格的人,他们或者被这个文化以各种方式强行杜绝,或者在这个文化中“自然地”慢慢被淘汰掉。

最明显的“强行杜绝”的例子就是古希腊的斯巴达,由于这个文化崇尚武力,崇尚强壮的体魄,婴儿生下来后如果不符合体力标准,都会被活活地抛弃。所以斯巴达这个城邦个个都体格强壮,成为希腊“诸侯”中最勇猛善战的城邦。文化的“自然淘汰”的例子可以在中华民族中看到:汉民族在文明之初也是勇猛善战,不乏强悍之士,但这个文化后来由于某些原因开始“尚文抑武”,渐渐地,那些文质彬彬的男士更能受到社会的提拔,更能讨配偶喜欢,久而久之,这个民族中体格强健的人数比例就会渐渐下降。中国历史也证明了这个现象:最初还能和北方游牧民族抗衡的汉族,渐渐变得不堪一击,在后来的一千多年的较量中屡战屡败。而目前的中国,“肾虚”就是“国病”。

在此我们可以把这个文化对人的选择功能定义为“文化选择”。中国历史在“文化选择”这一点上是毫不含糊的。在这个最崇拜“人治”的文化中,几千年来,以人类能够想象出来的最极端的手段对不同思想进行排斥,对叛逆者进行惩罚。焚书坑儒,株连九族,各种难以置信的酷刑,都是这个“文化选择”的种种“有效”措施。试想在文明之初,中华民族是具备着各种性格基因的人的混合体,久而久之,只有那种具备温和,驯服,或者独断专行的性格才能在这个土地上找到自己的空间,而那些禀赋着叛逆,开放,独立等等性格的人,往往或者不得志,或者被满门抄斩。于是渐渐地,这个土地上就越来越单一化,具备驯服人格的人越来越多,奴性渐渐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

至此读者不难看出,不但是奴性,任何一种文化特性,或者民族差异,都一方面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这也是人类虽同出一源,但却渐渐地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越来越大的民族差异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民族的出路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人的奴性,包括其他民族性的根源的总结。如果我们承认祖先崇拜和孝道中的“反人性”性质,自然就会看出这个文化对人性的“反作用”,并在在几千年的过程中渐渐改变中国人的天性,导致奴性在中国的普遍存在的事实。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何鲁迅认为两句话就可以概括整个中国历史:“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灯下漫笔”)。

是的,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因为它“吃”掉了人性,成全了奴性;因为它崇尚的是死人,老人,死亡,而不是活人,儿童,和生命;因为它在知识上推崇的是模仿,而不是创造。就这样,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在这个世界上孕育了一个最没有生命力的,也最病态最苍白的民族(之一)。

如果我们把不同文化的根源归于地理环境的话,那么,华夏文明产生出这样的文化也不是中国人之过错,而是大自然选择的结果,是进化的必然。这自然是很无奈的现实。那么,这个民族还有出路吗?恕我直言,如果民族的出路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在世界的“崛起”,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受到他人的“仰视”,意味着在中国这个国家万事都必须具备“中国特色”,那么,笔者认为这个民族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因为,1,人类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不可能长久地,或者永远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唱“主角”。进化的历史,是不断淘汰的历史,所以没有不被淘汰的物种和民族。生命有生有死,人类也一样,民族更是这样;2,人类发展的方向,是民族化的削弱,“世界化”的加强。今后的世界,将是一个“大同文化”,这个“大同文化”“选择”的,将是充满了具有个性的“人”,而不是充满“民族性”的“中国人”,或“美国人”。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埃及文明,在单一不变文化中存活了几千年,最后消亡了;中美洲的几个文明,都因为极度的文化封闭性,最后或者自身自灭,或者不敌西方文化的入侵而终归于灭亡。除了这些明显的例子以外,而如果再仔细观察,人类史上还有数不清的被人遗忘了的销声匿迹的大大小小的文明或文化。人类历史不断地在向我们证明,封闭的自然环境必然导致封闭单一的文化特征,而单一的文化特征必然导致这个群体在历史进化中渐渐失去竞争优势。这是因为一个简单的进化科学事实:由于大自然条件千变万化,只有性能多样化的生物群体,才可能应付多样化的自然选择,而性能单一的生物群体,一旦自然条件发生变化,将因无法适应新的条件(或挑战)而灭绝。生物的进化遵循这个规律,文化的进化也一样。华夏文明至今还存在,得益于这片土地的辽阔,和优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尽管土地肥沃而辽阔,它的生存方式是单一的,它和世界其他文明是隔离的,所以经过几千年的人为糟蹋,这片曾经富饶的土地已经遍体鳞伤,而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意识,也在西方充满生命力的文化面前显得如同一具僵尸。所以笔者认为在开放的多元文化冲击下的今天,这个“文化”已经早已腐烂不堪,甚至早已死亡。

历史的进展,如“大江东去”,“大浪淘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淘汰,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值得可悲的。华夏文明,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可能性能永远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然而笔者认为,民族没有出路,并不等于“人”没有出路;中华民族没有出路,并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出路。古埃及文明灭亡了,埃及人至今还存在;古希腊文明消亡了,希腊人还活着。并且,即使某一个民族都消亡了,人类还会继续(虽然也许终归一天也会消亡)。所以,“民族文化”的消亡,不等于“民族”的消亡,或者说不等于“人”的消亡,更不等于生命的消亡。而反观那些消亡的了民族,无论大小,都有一个特点:死抱自己愚昧的传统,拼死命抵抗先进文明或文化。其实,文化是人建的,如果愿意,人也可以把它推翻。如果一种文化适应人的发展需要,人就应当保持它,如果它不再适应人的发展需要,人就应该,甚至必须把它抛弃。所以,如果中国人继续抵抗先进的外来文化,继续顽固地在几千年前的老祖宗早已腐烂发臭的尸体上淘“金”,继续用几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祖先的“遗产”来滋养自己的生命,前途将是黑暗的;而如果放下民族传统的包袱,忘记如何作“中国人”,快乐轻松地做“人”,前途则是光明的。

是的,只有让“吃人”的文化死去,生命才能延续,中国“人”才有出路。

 

结语:世界大同的明天

人类从非洲走出来,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各自为阵,发展出不同的文化,很自然地形成了文化之间的抗争。然而,当欧洲文明在近代的扩张中把世界再次变小,人类又再走到一起时,继续抱着夜郎自大,互相攀比的态度,是非常愚蠢的。此时,各个文化中的人都应该将关注的焦点从自身民族或国家的利益转移到人类共同的利益上。欧洲人之所以在近代崛起,就是因为他们绝不做自己祖先的奴隶(不要忘记美国的诞生就是“儿子”对“老子”的叛变。参见《七月四日,“儿子”向“老子”开枪》),而是在竞争中包容并接受了其他各种文化的优点。非但如此,欧洲文明在扩张过程中,他们也不光是侵略和消灭,更有包容和共享(英语中的Commonwealth,就是这个理念的代名词),以及人道主义的传播。

在美国生活了18年,笔者无法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文化之所以在近几百年走在人类历史的前列,就是因为它对“民族”,对“文化”这些概念的逐渐淡漠,而对人的共性的逐渐重视,从而导致这个文化的包容性。美国从建国时对祖先的背叛,到后来奴隶制的废除,再到人权运动的兴起,这个文化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摆脱“文化特色”的文化,一种没有“文化”的文化。在这个“文化”中,个人的不同不再会遭到排斥,而是得到尊重,而人之间的联系的纽带,不再是共同的“文化传统”,而是“人性”和“爱”。

所以,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只关注“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的问题,是鼠目寸光,终将导致自取灭亡,而只有关注“人”的问题,看到人类的发展方向,才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族”的一员,和各国各民族的人一起共建并分享一个人类大同,充满和平与爱的灿烂的明天。

(全文完)

 

注:

*中国人:在本文以及所有其他场合中这个词均为泛指,及“普遍现象”,而非每一个人;在本文中,中国人尤其指“汉族人”。

*文化:一个群体在精神创造方面的总和。比如意识形态,宗教,风俗习惯,艺术创造等等。这个群体可大可小,比如用“欧洲文化”指整个欧洲地区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独特文化,而“欧洲文化”里面也可以再用“法兰克文化”,“英国文化”,“北欧文化”等等形容这些局部地区的独特风格文化。

*文明:一个群体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创造总合。所以除了文化所包括的所有项目,它还包括生产技术,经济形态,政体制度等等。比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华夏文明。所以“文明”在笔者的理解中是一个比“文化”范围更大的词汇。

 

 

文化的影响与进化的必然-试探中国人的奴性成因以及民族出路

Aside

Posted on: April 25, 2013

简说“个人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区别

“个人思想”(Personal thought),顾名思义,是指个人的观念,观点等等,而“意识形态”(Ideology),或者“大众/群体意识形态”,是指一个群体的人共同持有和遵循的观念。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中国,孔子的思想是“个人思想”,儒家意识却是“意识形态”;在西方耶稣的思想是个人思想,而基督教却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

“个人思想”和“意识形态”虽然都是和人的思想有关,但两者却禀赋完全不同的特点。在个人思想中,由于人都有一个自由的大脑,所以“自由”,“个性”,“百花齐放”等等是其最显著的特征;而在意识形态中,由于社会是一个群体,需要和平,需要发展,就必须有一些基本公认和遵守的观念,所以“和谐”,“一致”,“共性”等等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共同特点。

个人思想可以影响意识形态,并且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但两者之间却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差别。这是因为,当一个群体接受了某个人的思想体系之后,这个体系还会被再丰富,再修整,以适应群体的心理需要和社会的发展。拿儒家思想为例,在孔子之后,中国人并非照本宣科地按照他的言语行事,而是在历史中经过后人不断修改和补充,形成了一套以“孝”为基础的完整的人伦道德体系。再如基督教,虽然耶稣的言行是基础,但基督教精神却是一种综合的结合了多种文化的思想道德体系,这些思想内容并不一定都和耶稣的言行一致。

混淆这两者是非理性的,也是大众的通病。最常见的是拿个人思想中的精华为意识形态中的糟粕辩护。比如儒家意识中糟粕累累,三纲五常的人伦等级意识导致了儿童,妇女这样的社会弱势在中国的几千年的受害,但每当有人批判这样的意识形态,总有人把孔子的一两句名言拿出来为儒家文化辩护。基督教文化中也有这个现象,比如在基督教中明显地存在对女性的歧视,但如果有人指出这一点,一定会有教徒站出来拿耶稣的话为之辩护。

另一个混淆两者的特点是把社会群体的偏激思潮甚至灾难归罪于个人的思想。比如把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残暴归罪于卢梭,把二战的种族歧视和灭绝行为归罪于尼采或叔本华,把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为灾难归罪于马克思,把几千年中国的传统意识糟粕归罪于孔子,等等。其实这些人为灾难的最主要因素都是和历史的必然性和进化的内在规律有关,和个人思想的关系倒是最为薄弱。就拿二战来说,没有尼采叔本华,德国一样遭受经济困扰,一样需要扩张,一样需要拿犹太人当替罪羊。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受某个思想家的影响,一样地有着灭绝中国人的欲望。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个人思想和意识形态有共同点-都同属人的思想领域,但两者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在理性的思考和讨论中,这两者决不可混淆。否则各说不一,无法建立逻辑清晰的交流,更不可能有积极的思考结果。

 

简说“个人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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