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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Posted on: April 19, 2013

“大象人”生平记(下)- 人道主义的觉醒

 

4。伦敦医院

十九世纪的英国,是新教主义精神盛行的社会。在新教的理念中,物质和世俗的成功也同时象征着人格道德的完美。所以,这个新教精神不但支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给社会的成功者镀上了一层道德的外衣。

Sir Frederick Treves, 1st Baronet

Sir Frederick Treves, 1st Baronet (Photo credit: Wikipedia)

弗里特里希·特里弗斯(Fredrick Treves)出身中产阶级,自幼才华横溢,学业完成后年纪轻轻就成为医学院的讲师,并在伦敦医院当上了医生,他无疑是这个社会的佼佼者。想必,顺利的人生和社会地位一定让他对这个新教精神和资本主义的完美结合感到心满意足。然而,当他来到伦敦利物浦警察局,从围观的人群中吃力地挤进警察局的大门,再次目睹卷曲在地上的这一团“东西”时,在他脑海里出现的,却是对上帝的拷问:在这样的人间,在这样的时代,出现这样的造物意义何在?按新教的“道德律”-“物质世界的成功象征着道德的完满,那么约瑟夫和他的同类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有存活的理由的。”(“…material prosperity represented the natural reward of virtue. Joseph and those like him had no business to exist.” )(The True History of The Elephant Man,99页)。

带着这样的矛盾和困惑,特里弗斯医生在警察的帮助下,把约瑟夫搀扶起来,穿过外面拥挤的人群,安放在一辆双轮马车上,向伦敦医院驶去。车上,约瑟夫沉默无语,似乎对这个医生抱着一份天然的信任,不一会儿居然睡着了。坐在这个“怪物”旁边,闻着那股曾经闻过的怪味,特里弗斯医生也和之前的警察们一样地在想:该怎么处理这个“人”。当时的社会福利还非常“原始”,根本不可能给这样一个“怪物”以应有的关照,所以如果把约瑟夫交给社会,无异于给他判处死刑;而去医院,约瑟夫这样的“病人”又不符合医院的任何规范条例,连个起码的诊断都没有。特里弗斯想来想去,最后他的良知占了上风,意识到无论如何这是到了打破常规的时候。所以他决定把对“上帝”的疑问抛在一边,用自己所有的权力,来保护这个被“上帝”抛弃的生命。于是,到了伦敦医院之后,他以支气管炎的诊断名义,把约瑟夫安顿在一间小小的急诊病房。

据说第一个给约瑟夫送饭的护士没有接到及时的警告,在看见约瑟夫之后顿时惊叫着飞跑出来,餐具和食物在身后洒落一地。而当时的约瑟夫是又累又饿到了崩溃的边缘,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去感知那份羞辱和不安了。在这个事故之后,特里弗斯医生小心地给每一个护理约瑟夫的人都做了思想工作,也不强迫任何一个无法面对这个“怪物”的工作人员。伦敦医院的院长卡尔·格姆(Carr Gomm)在见了约瑟夫之后,立即支持特里弗斯医生的义举,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把约瑟夫送回街头。总之,约瑟夫在饱经苦难之后,总算找到了一个暂时的避难所。

除了衣食住宿得到保障以外,特里弗斯医生每天都来看望约瑟夫,给他诊断病情。约瑟夫刚进医院时身体状态非常糟糕,不光饥饿劳累交加,身体也处在非常虚弱的状态。在医生和护士的料理之下,他的体力渐渐得到恢复。不幸的是,特里弗斯医生不久就发现,约瑟夫的真正病情无法得到医治,并且每天都在渐渐恶化之中,还衍生出其他病情,如关节炎,心脏病等等。值得安慰的是,能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不受人的惊吓环境中,约瑟夫似乎在心理上相对感到安宁。

久而久之,特里弗斯医生渐渐能够听懂约瑟夫的语言了,彼此交流更加频繁。正是这样的交流,让特里弗斯意识到自己当初对约瑟夫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也许,也是这样的认识,导致了特里弗医生的更大的困惑,以及对约瑟夫更深的同情。

大约在几个月之后,医院出现了困难,应接不暇的急诊病人,资金的短缺,让约瑟夫一个人占据一间急诊室的情况成为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的现实。最后,院长决定向社会求救。

如同本文开始就提到的,这个时候的欧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欧洲,既有让人无法接受的苦难,也有无数大力呼唤良知的思想者和精英,而基督教,这个垄断了整个英国社会的精神信仰,也在朝着对约瑟夫有利的方向发展。也许,如果我们实在不理解“上帝”为何造就约瑟夫这样一个怪物,我们可以试图在信仰中找到答案。就在格姆院长向社会呼吁的一周之前,一个叫查尔斯·弗阿恩(Dr. Charles Vaughan)的牧师在降临日作了一个动人肺腑的演讲,并引用了圣·约翰的名言:“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自身还是他的父母,让他成为盲人?”(在此“盲人”可作为人间苦难的象征)。格姆院长在听了这个演讲之后,也把这个人性的终极问题用在了自己的公开信中。他认为弗阿恩牧师的演讲展示了一个真理,即:“上帝之所以允许人被生成如此无望,如此残疾,其目的就是要让人认识到,这些‘作品’是要激发人的同情心,激发人们对那些没有被恩赐过的人给与善意的帮助。”(One of the Creator’s objects in permitting men to be born to a life of hopeless and miserable disability was that the works of God should be manifested in evoking the sympathy and kindly aid of those on whom such a heavy cross is not laid.)(同上,106页)

于是,在1886年12月,星期六的伦敦“时代”报(The Times)上出现了伦敦医院院长的公开信:

“先生们,

我被授权请求您们的帮助,以让公众注意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例。在我们医院阁楼的一个小病房里住着一个叫约瑟夫·默里克的人,二十七岁(笔者注:这个岁数有误,应该是二十五岁),是莱斯特的居民。他有着非常可怕的外表,以至于连在白天去花园都是不可能的。因他可怕的外表他被称为“大象人”。在此为了不让读者感到惊恐,我就不对他的畸形外表的细节进行描述,不过应该让您们知道他只有一只手可以用来做事。。。”(I am authorized to ask your powerful assistance in bringing notice of public the following most exceptional case. There is now in a little room off one of our attic wards a man named Joseph Merrick, aged about 27, a native of Leicester, so dreadful a sight that he is unable to come out by daylight to the garden. He has been called “the elephant man” on account of his terrible deformity. I will not shock your readers with any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his infirmities, but only one arm is available for work.)(同上,101页)

在进一步讲述了约瑟夫的生活经历后,格姆院长花了不少篇幅提到约瑟夫并不是一个不愿工作的人,而是一个由于他的外表和身体条件无法工作的人,并且,也是一个心智完善,聪明且善良的人。最后,他呼吁社会公众对此事提供可能的帮助: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请求公众的帮助,但我希望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I have never been authorized to invite public attention to any particular case, so it may well be believed that this case is exceptional.)(同上,103页)

5。良知的考验

卡尔·格姆院长的公开信发表在星期六的“时代”报上,之后,社会的回应是立竿见影般地迅速,医院立即收到了大量的信件和可观的资金,以至于在第二周的星期二,即在公开信见报后的第三天,格姆院长就不得不为约瑟夫的资助情况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措施。当时医院收到的有寄给约瑟夫的1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8000英镑),还有一个叫辛格尔先生(Mr. Singer)的给约瑟夫承诺了每年50英镑的终生年俸。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零星的汇款和积极的建议,比如把约瑟夫转移到盲人医院,等等。会议的结果是,伦敦医院将继续收留约瑟夫,并把医院大楼边上的废弃不用的小阁楼改装成约瑟夫的单人住房。

很快,一个特地没有安装镜子的宽敞的卧室和一个卫生间的套房就装修好了。然而,对特里弗斯医生来说,让约瑟夫理解到这套简单舒适的住房就是他的永久的家,似乎比装修这个住房的困难还大。自从约瑟夫第一次离家出走时,他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安全的躲避人的地方,而今,这个舒适的避难所就在眼前,一时间,约瑟夫那颗充满了苦难的心灵来似乎不及做出贴切的反应。据特里弗斯医生的回忆,当时约瑟夫似乎连感激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约瑟夫由于受过教育,能够阅读,所以在伦敦医院的日子他花很多时间读书。他读书的范围并不很宽,根据特里弗斯医生的记载,主要是圣经和一些小学教材,也包括一些报刊。小说中他最喜欢的就是浪漫小说。这个自己从来没有浪漫经历的人总是深深地被那些故事打动。除了看看书打发日子之外,他还用喜欢用自己仅能工作的一只手做手工活,比如纸板模型等等(约瑟夫在手工制作上体现出极好的天赋,他做的一个教堂模型至今保存在伦敦皇家医院的博物馆中)。好心的护士们也从外面买来纸板给他File:Merrick-church.jpg,有些甚至还和他一起做。做好的模型他一般用来送给帮助过他的人。

除了这些活动之外,约瑟夫自然还有很多闲暇的时间,每天可以从自己房间的窗户看到外面的世界。可以想象,数不清有多少次,他幻想着一个外貌正常的自己神情自若地走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之中。。。

也许,如果夏娃当初不偷吃智慧果,人就不需要有任何精神追求,社会对约瑟夫的慈善事业也就到此为止了。然而不幸的是,人不但有一个让自己疲于奔命的肉体,还有一个让自己不明不白的大脑功能,或者说,一个“不安的灵魂”。约瑟夫虽然外观长得离异恐怖,但有着和正常人一样的情感和精神需要。在伦敦医院平静而封闭的生活中,他渐渐地发展出忧郁症,自闭症,焦虑症等等几乎任何一个人在同样的情况下都会产生的心理病症。在刚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约瑟夫极度怕见人,每当有人敲门,他就会卷曲到角落,害怕自己会把人吓跑。而长期的孤独生活,让约瑟夫的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愈加严重。于是特里弗斯医生决定给约瑟夫作“心理治疗”,治疗措施就是“把美女引见给‘猛兽’”(“An introduction of beauty to the beast” )(同上118页)。

第一个特里弗斯向之伸手求救的是他自己的一个朋友,一个失去丈夫不久的遗孀莉拉·马特林女士(Leila Maturin)。特里弗斯自然给她做了很多详细的描述,大概还给她看过照片,最后告诉她,所有她需要做的,就是“带着微笑来到约瑟夫的房间,给他道个早安,再和他握个手”。出乎特里弗斯的意料之外,玛特林女士欣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于是,在某一天早晨,年轻漂亮的玛特林女士在特里弗医生的陪伴下,来到伦敦医院看望约瑟夫。她果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带着自然的优雅进入约瑟夫的房间,微笑着向他走去,在特里弗斯向她介绍了约瑟夫后伸出手和他握手。”(She entered his room with an easy grace, smiling as she approached him, reaching out and taking his hand as Treves presented him to her.)(同上,118页)。“这一切都太突然了,”根据特里弗斯医生后来的描述:“约瑟夫一时间无法说什么。他慢慢地松开她的手,再慢慢地蹲下去,把他巨大的头埋在了自己的膝盖上,同时发出令人心碎的呜咽,无法控制地抽泣起来。”(It was all too much. Joseph could not speak. Slowly he released her hand and slowly he bent his great head forward to his knees as he broke into heart-reading sobs and wept uncontrollable.)(同上,118页)

后来约瑟夫给特里弗斯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有陌生女人对着他微笑,并和他握手。和玛特林女士的见面虽然时间很短,但却具有“里程碑”一样的意义,让约瑟夫自卑的心理感到了一丝自信。于是特里弗斯医生和伦敦医院继续在熟人之间和社会媒体上宣传,让更多的人来探望这个孤独的灵魂。社会的反应是积极的。很快地,约瑟夫的房间开始“热闹”起来,约瑟夫自己也不再那么羞怯和担惊受怕了,从害怕听到敲门声变得开始期待敲门声,并且在见到生人时也能“自然地”说话。

约瑟夫从一个被社会遗弃的“怪物”很快变成了社会“名人”,这一现象也让特里弗斯医生自己感到意外和欣慰。当时不光是伦敦,甚至整个英国的几乎所有有名望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从演艺界明星到贵族夫人,都来到伦敦医院面见这一位传奇的“大象人”。渐渐地,约瑟夫小小的房间里放满了很多女士们的签名照片。

此时笔者突然想起了海轮·凯勒。在十九世纪的欧美国家,慈善事业大都是由富有个人自行发起的。慈善业对有钱人来说并非难事,我相信他们中间大多数都是真诚的同情苦难者,但其中也难避免少数图虚荣的势利家。海伦·凯勒虽然又聋又瞎,但她的美貌,是各位慈善家绝不愿意疏忽的,所以,如果说在那些争相和海伦一起拍照的人中,有些人的“慈善”可能有几分虚荣的话,和“大象人”约瑟夫见面并握手,则是和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革命”一样,决不是“请客吃饭”那么容易,其间难有半点虚假。File:Merrick-letter.jpg

在这些人中,除了玛特林女士以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女演员麦姬·肯德尔(Madge Kendal)。虽然她的丈夫见过约瑟夫,但历史上没有肯德尔夫人和约瑟夫见面的纪录。无论如何,她和约瑟夫建立了长期通信关系,还给他寄去了自己签名的照片,并一直给约瑟夫提供各种帮助。比如一次约瑟夫提到自己喜欢做手工,肯德尔夫人立即雇了专业人士去伦敦医院给约瑟夫教授编织手工艺术。在稍后我们还可以读到,她曾帮助了约瑟夫实现了自己一生的最大“梦想”。

当然,在所有的这些访问者当中,最令约瑟夫激动的,自然是当时英国的威尔士王妃亚力山德拉(十多年之后的王后)。

6。公主的到来

笔者从来对王公贵族没有任何兴趣,然而,在约瑟夫的例子中,我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英国王室对他的关注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这意味着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对弱势的关注,对苦难的同情,在英国已不再是少数思想家的理想,而是在精英阶层-甚至最高级权力阶层的普及理念。

1887年5月21日,在约瑟夫住进伦敦医院差不多一年时,威尔士王子和王妃来到这里参加医院新区落成的开幕典礼,其间王妃主动提出了要见约瑟夫。于是,在一一参观了各个病房之后,王室一族人在特里弗斯医生的陪同下,朝约瑟夫的房间走去。没有心理准备的约瑟夫突然发现一群衣冠楚楚的人来到自己的房间,而走在最前面的是在特里弗斯医生陪同下面带笑容的亚力山德拉王妃,想必是又惊又喜。

English: Princess Alexandra of Denmark, later ...

English: Princess Alexandra of Denmark, later Princess of Wales in her youth (Photo credit: Wikipedia)

据特里弗斯医生的记载,王妃优雅地向约瑟夫伸出手和他握手,然后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亲切地和他交谈。此时我们可以想象,无论约瑟夫有多么激动,他都无法用表情来表达出来,所以他所有能做的,便是呆呆地坐在那里简单地回答问题,尽量让客人们自由自在地参观自己的房间。王妃在简单地和他交谈之后,参观了约瑟夫制作的各种手工艺品,意外而高兴地发现了女明星肯德尔夫人的像。威尔士王子(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对约瑟夫也非常友好,同行的剑桥公爵((Duke of Cambridge))还把自己的金表送给了约瑟夫。然后,“就象他们突如其来的那样,王室一族又突然消失了,留下约瑟夫一个人,淹没在刚刚过去的极度兴奋之中。”(And then, as suddenly as it appeared, the royal party withdrew, leaving Joseph overwhelmed with excitement)(同上,128页)

后来特里弗斯这样写道:“王后(此时公主已是王后)的高贵优雅自然给无数人带来快乐,但当她若无其事地坐在约瑟夫身边,象和一个自己很高兴见到的一个人那样自然地谈话时,她带给约瑟夫的快乐,我想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快乐能与之相比的。”(The Queen made many people happy, but I think no gracious act of hers ever caused such happiness as she brought into Merrick’s room when she sat by his chair and talked to him as to a person she was glad to see.)(同上,203页)

威尔士公主对约瑟夫的关心并没有到此结束。在第一次和约瑟夫见面之后,她很快就给约瑟夫寄来了亲笔签名的照片。看到约瑟夫无比的欣喜,特里弗斯医生委婉地建议他给“高贵的公主殿下”(Her Royal Highness)写封信表示感谢。从来喜欢阅读和写作的约瑟夫欣然答应,满怀激情地提笔,开篇就不合时宜地称呼道:“我亲爱的公主,。。。”(My dear Pricess, …)。写完后约瑟夫特地让特里弗斯先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当的。特里弗斯虽然觉得用词不妥,但被约瑟夫的真诚所打动,还是决定按原样给王妃寄去。在后来的几年中威尔士公主又来看过约瑟夫几次。不但如此,在约瑟夫生前的每年圣诞节,她都给约瑟夫寄去亲笔写下致词的圣诞卡。自然地,这些卡片成了约瑟夫最珍贵的收藏。

7。最后的美好时光

社会对约瑟夫的关注并非至于这些会见和礼物。也许我们都知道一个共识,对他人的帮助,不光是给予别人我们认为他们需要的,更在于给予别人他们自己想要的。禀赋着人道主义精神的特里弗斯医生自然深谙这个道理,所以他经常问起约瑟夫有些什么愿望。约瑟夫住进医院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特里弗斯医生就手边的一些捐赠的现金,问他想要什么作为自己的圣诞礼物,约瑟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最希望得到的,就是一个男性化妆箱(dressing-box)。这个小小的愿望当然非常容易地实现了,成为约瑟夫一生得到过的最满意的圣诞礼物。后来,约瑟夫提到他很想看看一个中产阶级的家。于是特里弗斯又作了安排,把自己未成年的两个孩子和妻子安排到别的地方,然后亲自带着约瑟夫去参观自己的住宅。

约瑟夫一生从未进过剧院,所以他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去剧院看戏。肯德尔夫人得知后,立即设法安排他在皇家剧院观看英国一年中最为隆重的圣诞节歌舞演出。为了不让约瑟夫被暴露在其他观众中,肯德尔夫人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有名的波尔德特·考茨男爵夫人(Baroness Burdett-Coutts)求助,希望约瑟夫能用她的私人包厢。波尔德特·考茨男爵夫人是当时全英国最富有的女人,也是有名的慈善家,曾经和作家狄更斯共同创建了有名的“缪斯山庄”(Urania Cottage),专门收留被世人认为道德堕落而无处谋生的女人(尤其是妓女)。在听说了约瑟夫的情况之后,男爵夫人最初有几分犹豫,担心约瑟夫会影响其他看戏的观众,但在和肯德尔夫人仔细商量了对策之后,最终答应了这个计划。

于是在那年(年份不详)12月的圣诞节前夕,约瑟夫在特里弗斯医生和三个护士的陪同下,从剧院的皇家专用通道悄然进入,坐在了男爵夫人的包厢里。三个护士坐在前面,形成一道屏风,特里弗斯和约瑟夫坐在后排的阴影中。据后来特里弗斯记载,约瑟夫在男爵夫人的包厢中度过了一生中最让他陶醉的一个圣诞节夜晚。之后连续几个星期,约瑟夫都沉浸在精彩的剧情之中。

长期呆在室内约瑟夫还希望有机会能见到大自然。他提及自己一辈子见到过的乡间不过是从马车的狭小窗口看出去的景象。很快,不止一个贵妇人邀请他到她们的庄园度假。其中一个叫奈特丽女士(Lady Knightley)提供的条件最为“优惠”,因为她让约瑟夫可以在大白天自由自在地出现在户外。于是约瑟夫接受了这个邀请。奈特丽女士的庄园叫“弗斯利庄园”(Fawsley Hall),坐落在离伦敦比较远的诺斯汉普顿希尔(Northamptoshire)乡间。在从伦敦到诺斯汉普顿希尔的路上,约瑟夫乘坐了专门为他一个人提供一节二等车厢的火车。这节专用车厢在上下车时和主车厢分开,停在专门为约瑟夫准备的隐蔽出入口。

最初奈特丽女士计划让一家猎场看守人接待约瑟夫,很遗憾此家的女主人由于心理准备不够充分,见了约瑟夫之后当场吓跑,只得临时换了另一家人。所幸的是,这第二家的男女主人并不在乎约瑟夫的长相,非常热情款待了他。于是,约瑟夫这个曾经每天都不得不躲避在肮脏的角落的“怪物”,第一次可以坐在阳光下尽情地享受大自然。他每天无拘无束地在没有人迹的乡间漫步,采集野花,或在阳光下阅读,或和小狗玩耍,并且还和一个年轻的农夫交上了朋友。这个农夫后来称约瑟夫是“一个有趣的很有修养的人”。六星期之后,约瑟夫怀着愉快的心情乘坐同样的火车包厢回到伦敦。他后来告诉特里弗斯医生,这是他一生度过的最快乐的假日。

在医院的护理之下,虽然他的身体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差,但他的心灵似乎越来越平静。约瑟夫每天的生活变得很有规律,早晨一般都在床上休息,下午他会阅读和写信,黄昏后是他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光 – 此时他会离开室内,独自来到医院的花园中,享受户外的自由和清新的空气。

约瑟夫非常满足也很理解自己的“被隔离”的隐居生活,对自己得到的每一点帮助都无限感激。他多次地给特里弗斯医生说到:“我现在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快乐的。”(I am happy every hour of every day.)(同上,203页)。约瑟夫由于自己的面部畸形以至于不能表达感情,但特里弗斯医生却知道他的确是快乐的,因为不止一次,他见到约瑟夫一个人在房间里敲打着枕头,象孩子一样地表达自己的愉快心情。

8. “大象人”之死

约瑟夫的病情注定了他不可能活得长久,然而他的死还是来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迅速。就在从乡村度假回来的6个月之后,约瑟夫悄然离世了。那天是1890年的4月11日,中午时分,一个护士来照例来探望约瑟夫,看见他在床上,还给他交谈了几句,发现他一切正常。一个半小时后,另一个护士给约瑟夫送来午餐,看见他还在睡觉,于是就把午餐放在房间里然后悄悄离去。下午三点时,特利弗斯手下的住院外科医师赫吉斯先生(Mr. Hodges)来按时察看约瑟夫,发现约瑟夫已经停止了呼吸。

约瑟夫死后,伦敦医院立即做出对他验尸的决定。验尸后对约瑟夫的死亡诊断为“事故死亡”,原因是突然窒息,而窒息的原因是因为他平躺在床上,巨大的头导致颈项变形而气管阻塞。约瑟夫生前自从头变得巨大之后,从来都无法平躺着睡觉,只能蹲着。据汤姆·诺曼(马戏团主人)的记载,约瑟夫睡觉的姿势是双腿蜷曲,双手抱着膝盖,然后巨大的头放在膝盖上。约瑟夫也多次给特里弗斯医生提到,他从来都希望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样平躺着睡觉。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终于满足了自己的希望。

约瑟夫的舅舅,当初领养过约瑟夫一段时间的查尔斯·莫里克(Charles Morrick),专程从莱斯特来到伦敦给约瑟夫辨认尸体。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出来承认和约瑟夫有亲属关系的人。据称当时约瑟夫的父亲还健在。

4月15日,在约瑟夫死去后的第四天,伦敦的时代报刊在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大象人之死’”登载了约瑟夫去世的消息。伦敦医院给约瑟夫验尸之后,组成了专家小组,在特里弗斯医生的指导下给约瑟夫作了解剖,并保存他的皮肤样品和完整的骨架。解剖之前约瑟夫的头部和肩部被翻制成石膏模型。皮肤样品在二战中损失,但骨架至今保存在伦敦皇家医院。

约瑟夫的病因在医学上至今是谜题,历史上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同样严重的病情记载。

1923年,特里弗斯医生在逝世前出版了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下的传记《大象人及其他追忆》。二十世纪陆续又出版了几部关于约瑟夫的传记作品。更有名的,自然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根据约瑟夫生平改编的,由安东尼·赫普金斯(Anthony Hopkins)主演的八项奥斯卡提名影片“大象人”(The Elephant Man)。

9. 拷问“上帝”

如果我们把人性的自私和对他人的残忍看成是人性恶,而把对他人的关心和同情看成人性善的话,这两者都集中地体现在约瑟夫短短的一生中。约瑟夫活了的29年,除最后的四年和人生最早的几年以外,他都是在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悲惨中度过的。造成这个悲惨的,除了约瑟夫先天的因素以外,就是人间的无情,或者说人性恶;然而在他的最后几年中,约瑟夫却得到了自己做梦都想像不到的快乐和满足,在这些快乐的背后,我们又看到了人性善。所以,如果说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对比强烈的时代,约瑟夫就是这个对比的高光点。

回首约瑟夫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悲剧有人为(人性恶)的因素,但由于他天生无法改变的畸形,他的悲剧又是命运的必然。也正是由于这个悲剧的必然性,在约瑟夫去世至今一百多年来,他的生平不但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更成为人们拷问“上帝”的理由。约瑟夫的悲剧带给我和特里弗斯医生同样的问题:“上帝”为何要创造出这样的生灵?也许我们可以自欺欺人地满足于卡尔·格姆院长的宗教诠释-上帝让人间出现苦难的原因是要人们因此而产生对苦难的同情,然而我不得不反问,人的“同情心”,真的值得牺牲那么多无辜者的幸福吗?而如果人间没有苦难,同情心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性?再者,如果苦难没有导致他人的同情,就像在很多其他时代和其他地方出现的那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人所承受的苦难又价值何在?这些问题自然是笔者无力回答的。但笔者不禁会这样试想:如果我是“上帝”,我决不会仅仅因为要让人产生同情心而把这样一个生灵放进人间,因为我深信,千万个人的同情心,都抵偿不了一个象约瑟夫这样的人所承受的苦难。

所幸的是,人类似乎还有良知的存在。追逐人道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远至古希腊罗马,近到文艺复兴时期,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普及的社会意识形态,却只出现在19世纪的欧洲。尽管我个人不是基督徒,尽管我无法接受基督教自欺欺人的逻辑,但当时的欧洲社会,其基督教和理性相结合的人道主义导致的整体精神文明的进步,确实是在其他社会中不存在的。也正是这样的精神,导致了今天欧美国家对弱势 – 妇女,儿童以及残疾人 – 的关注和保护,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相对完善。

笔者不信仰任何宗教,这个世界仅仅一个约瑟夫就可以向我证明那个全善又全能的“上帝”是不存在的。然而,如果真有上帝,而他又因各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而不得不把约瑟夫造出来,我唯一能感到宽慰的,就是他把约瑟夫这样一个悲惨的角色,放在了19世纪的英国。

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那样,人间是美与丑,善与恶,黑暗与光明并存的地方,但笔者认为,人间苦难和黑暗“分量”,大大超过了幸福和光明的“分量”。这是因为,只要人间还有苦难存在,人间的幸福,永远无法抵偿人间的苦难。所以我认为,约瑟夫最后四年的快乐,远远无法抵偿他前二十几年所承受的悲惨。不是吗?如果人在出生之前预知会有约瑟夫的命运,而同时又有选择的可能的话,请问有谁会做出“生”的选择?然而尽管如此,在了解了约瑟夫的一生之后,我仍然不得不把最后的记忆,集中在他最后几年的快乐之中。原因很简单,生命要继续,这不是我们能选择的,而我们只有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才可能让我们的无法选择的生命更有意义。

结语

在马戏团的小手册中,约瑟夫引用了18世纪诗人伊萨克·瓦兹(Issac Watts)的诗句作为自传的结尾:

的确我的外貌有些怪异,
但责怪我就是责怪上帝;
如果我能创造一个全新的自己,
我决不会让你失意。
如果我能一手揽扩大海,
再从北极到达南极;
我会以我的灵魂为证,
人的价值在于心灵。

‘Tis true my form is something odd,
But blaming me is blaming God;
Could I create myself anew
I would not fail in pleasing you.
If I could reach from pole to pole
Or grasp the ocean with a span,
I would be measured by the soul;
The mind’s the standard of the man.

是的,“大象人”形同怪兽,却心如真金。笔者不信上帝,但在结束本文时却深怀了这样一个信念:在另一个世界的约瑟夫是正常的,健康的,更是英俊的。

(全文完)

 

(此文完成与2013年4月11日,也即约瑟夫·莫里克(1862-1890)逝世一百二十三周年的纪念日。)

 

主要参考文献:

1,The True History of Elephant Man, by Michael Howell and Peter Ford, Penguin Book, 1980.

2,http://en.wikipedia.org/wiki/Joseph_Mer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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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人”生平记(下)- 人道主义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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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Posted on: April 17, 2013

“大象人”生平记(上)- “上帝”的弃儿


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以及任何一个地方都并存着,然而在十九世纪的欧洲,这两者不但并存,且形成的强烈的反差,令人炫目,更令人困惑。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开篇名句:

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荒谬的时代; 这时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昧的时代;。。。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又是一个背负绝望的冬天;。。。 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似乎走向天堂,却又同时走向地狱。。。(注1)

在这个时期的欧洲,工业革命已到了全盛时期,人们对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惊叹不已,发明家企业家纷纷发迹,似乎一切的一切,都比想象的更为美好;然而同时,工业的发展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农民纷纷涌向城市求生,导致社会结构的大变动,更导致大批的廉价苦工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处境之悲惨,令人绝望。也正是这个时代,欧洲产生了无数改造社会的理念,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废奴主义等等,也激发了很多文学家思想家们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如狄更斯,巴尔扎克等的现实主义小说,更有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这个时代写出美丑善恶强烈对比的《巴黎圣母院》,以及他拷问人性的旷世名著《悲惨世界》。

如果读者以为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是人能想象出的外貌最丑的人,冉·阿让和芳汀的命运是人间可能发生的最大不幸,笔者将难以苟同。笔者从来认为,人的想象不管有多么丰富,比起发生在生活中的真实来说,总是大为逊色。不是么?就在这个时代,在19世纪后半页的英国,当人们在万国博览会上对各种人间奇迹惊叹之余,“上帝”又“亲手”创造了一个令人惊骇的“奇迹”:一个长得比卡西莫多更丑陋更恐怖,比冉·阿让和芳汀的命运更悲惨的人物:“大象人”(Elephant Man)。

 

1。“大象人”

“大象人”得名于他的外表特征:半人半象。虽然更多的特征还是人,但他畸形的身体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正常人的心理能接受的范围。“大象人”最初出现在公众场合是在当时欧洲流行一度的“马戏表演团”中。在这些表演中有一种特殊节目叫做“怪物展”(Freak Show),专门展示一般人在平常生活中难得见到的生理发育不正常的人。“大象人”就是这种表演的“演员”之一,经常还是赤身裸体地,带给观众一份难得的惊讶和刺激,甚至恐怖。

第一个带着同情心对待这个“大象人”的“观众”,是当时英国的一个年轻有为的外科医生弗里德里克·特里弗斯(Frederick Treves)。那是在1884年,在伦敦医院对面的白教堂街(Whitechapel Road)上出现了一个真人尺寸的广告牌,上面画着半人半象的“大象人”,并且写着醒目的广告词:“只需两个便士就能目睹这个‘怪物’”。在伦敦医院工作的特利弗斯医生早就听说过这个“大象人”,最后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于是在11月的一个阴冷的冬日黄昏,下班之后,他独自穿过昏暗的街道,来到已经关闭的演艺场。演艺场是在白教堂街上租用的一个破烂的店铺。他先被一个男孩带到店铺后面见了马戏团主人,然后花了一先令的高价得到了马戏团主人的同意,让他独自观看这个“怪物”。在特里弗斯交了钱之后,马戏团主人便把身后一个帘幕拉开,露出一个被褐色的毯子盖住的一堆“东西”,然后“用对狗说话的口气”对这堆“东西”说道:“站起来”。

The shop on Whitechapel Road where Merrick was...

The shop on Whitechapel Road where Merrick was exhibited. Today it sells saris. (Photo credit: Wikipedia)

于是,“这个‘东西’慢慢地直立起来,”特里弗斯医生后来写道:“遮盖着他的毯子从他的头上和背上慢慢滑下,掉在地上。此时,我看见了一个人间最丑陋的造物。在我的医疗生涯中,我见过无数被伤病毁坏的可悲的面孔,也见过无数被伤病扭曲损坏甚至残缺不堪的躯体,但却从未见过如此怪异和令人厌恶的形象。”(The thing arose slowly and let the blanket that covered its head and back fall to the ground. There stood revealed the most disgusting specimen of humanity that I have ever seen. In the course of my profession I had come upon lamentable deformities of the face due to injury or disease, as well as mutilations and contortions of the body depending upon like causes, but at no time had I met with such a degraded of perverted version of a human being as this lone figure displayed.)(The True History of The Elephant Man, 194页)

特里弗斯医生虽然被这个怪物所震动,但他的良心和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好奇心让他产生了进一步了解“大象人”的冲动。回到医院后的第二天,他让人给马戏团主人带信,请“大象人”到医院去一趟,让他做一些医学检查。为了保障大象人能够进入医院,特里弗斯叫送信人带给“大象人”一张自己的名片。于是,第二天“大象人”披着肮脏的长袍,带着巨大的帽子和面罩,来到了伦敦医院。 特里弗斯医生先给“大象人”做了体格测量,然后做了一系列的医学检查。根据他的纪录,“大象人”身高5英尺2,头围36英寸,右手腕周长12英寸,右手上最肿大的手指周长5英寸。特利弗斯医生发现,“大象人”的皮肤有两个主要的异常的特征,其一,在全身很多处都有奇怪的皮下组织,导致皮肤隆起;其二,皮肤的表层有大量的肿瘤模样的肉赘,并在表层出现松弛的肌理。这样的皮肤变异主要出现在右肩,背部,两腿的膝盖之下的部分,最严重的是在臀部。除了皮肤上这种异常的现象之外,“大象人”更令人惊骇的外表来自于他的变形的骨骼,最严重的是头部。他的头不但巨大,还非常不规则,前额和右边的颧骨巨大,并在外层出现极大的突起。两条腿的骨骼也不一致,导致“大象人”的瘸腿现象。另外,他的整个右手完全不成比例地肿大,是左手的2,3倍。除了体征上的极度变形之外,弗里特斯医生还发现“大象人”的发音极度不清晰。

Joseph Carey Merrick "The Elephant Man"

Joseph Carey Merrick "The Elephant Man" (Photo credit: Wikipedia)

在第一次详细检查了“大象人”的身体状况之后,特利弗斯医生又请他到医院去过几次,给他全身正反面都拍了照片,还请“大象人”在“伦敦病理学协会”的讨论会上出现了一次,为他的专业报告做现场示范。“伦敦病理学协会”(Path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是今天的“皇家医学协会”(Loyal  Medicine Society)的前身,其会员不但有医学界的顶尖专家,并且有生物学和其他各门相关学科的专家。然而,虽然“大象人”的出现引起了必然的“轰动”,但报告的结果并不令人乐观 – 在之后很长的时间里特里弗斯都没有收到任何积极的反馈。直到第二年三月的另一次伦敦病理学协会会议上,一个叫亨利·拉迪克利夫·克鲁克(Henry Radicliffe Crocker)的皮肤病专家才对此发表了他的意见。拉迪克利夫·克鲁克根据特里弗斯医生拍的“大象人”的照片做了作了一些专业分析和推测,对“大象人”的病情诊断为“皮肤松弛症”(Dermatolysis)。这些推测和诊断虽然不能完全解答所有的问题,但仍然是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的最好的解释(注2)。

白教堂街的表演团很快就不知去向,特里弗斯医生以为这就是他和这个“怪物”的所有“缘分”了。当时特里弗斯医生根据自己的第一手材料得出结论:“大象人”是弱智的和感性迟钝的。殊不知,两年以后,当命运又让他再次和这个悲惨的“造物”相遇后,他才发现事实并非和他当初的假想一致-大象人虽然有着畸形的外表,无法辨认的表情以及含糊不清的发音等等,但他的内心世界和智力,均和正常人没有不同。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特利弗斯才更感到这个悲剧令人难以接受:“在我知道了莫里克(大象人)有正常的智力-更糟糕的是他还具备浪漫的情感想象力-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他人生的巨大悲剧。”(It was not until I came to know that Merrick was highly intelligent, that he possessed an acute sensibility and – worse than all – a romantic imagination that I realized the overwhelming tragedy of his life。)(同上,194 页)

 

2。约瑟夫·莫里克

“大象人”的名字叫约瑟夫·凯瑞·莫里克(Joseph Carey Merrick,以下均称“约瑟夫”)。1862年8月5日,他出生在英国莱斯特城(Leicester)的一个贫民家庭。在他刚生下来时,他和别人没有两样,只是在大约21个月时,他母亲惊奇地发现他的嘴唇开始肿大。不过,真正的“变形”发生在约瑟夫5岁之后,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尤其头部的右边,右手,还有整个右边的躯体,都开始出现渐渐地不断膨胀的“肿瘤”,并且皮肤变得粗糙不堪,呈现类似皮肤病一样的斑痕。

据约瑟夫自称,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的母亲在怀着他的时候在一个集市上被马戏团的大象踩过。这个“传奇”自然在约瑟夫后来的“怪物展”中常常提到,也被记录在“怪物展”的小手册中。虽然此事属实,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约瑟夫的病证,后来的医学专家看法很不一致,大概至今都没有达成共识。不过迄今为止,专家们基本认同的,是对约瑟夫病的诊断:“神经纤维肿瘤症”(neurofibromatosis)。

约瑟夫的父母家境贫寒。父亲约瑟夫·洛克里·莫里克(约瑟夫和父亲同名,除中间的名字以外)当过马车夫,后来在一个针织厂当工人。母亲玛丽·莫里克虽然小时候受过一些教育,但从12岁后就在莱斯特城的富人家当女佣,直到和约瑟夫的父亲结婚。莫里克夫妇俩居住在莱斯特城的里街(Lee Street),靠近索尔河(River Soar)。每年河水泛滥,导致下水道的污物四处横溢,把这条街和附近的地区破坏成标准的“贫民窟”。据记载当时莱斯特的死亡率是每年千分之二十六到三十(同上,46页)。

在约瑟夫的记忆中,母亲长得非常漂亮,但她身体不好,并且腿瘸。在有了约瑟夫后,玛丽·莫里克又生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早年夭折,而她自己在约瑟夫十岁那年也因患支气管肺炎(Bronchopneumonia)而去世,给丈夫留下约瑟夫和一个女儿。母亲的死,无疑是约瑟夫一生最为巨大情感损失。据约瑟夫自称,母亲虽然生活艰难,但对他非常恩爱,且坚持让他得到起码的教育(玛丽·莫里克本人就是一个周末小学的教师)。约瑟夫后来一生都随身携带着母亲的照片。

 

母亲死后,约瑟夫的父亲再婚。在新的家庭中,父亲和继母对这样一个相貌奇丑的孩子非常刻薄甚至无情虐待。约瑟夫在13岁时不得不停学,在一个烟厂找了一个卷烟的工作。但后来他的右手越来越变形,无法再卷烟,只好辞工。失业不久之后他父亲给他办了一个沿街叫卖的执照,逼着约瑟夫每天出门兜售各种商品。然而由于他的外貌,几乎很少有人愿意买他的商品,所以每天带着可怜的几个钱回家的约瑟夫,总遭到父亲和继母的谩骂甚至毒打。终于,在15岁时的一天,在被父亲毒打一顿之后,约瑟夫不得不离家出走,流落街头。

此时的约瑟夫,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首先导致人的惊骇,然后引起一大堆好奇的人的围观和追随。约瑟夫的父亲虽然自私,但他的舅舅-约瑟夫父亲的兄弟查尔斯·莫里克-听说他离家后,便四处寻找他,最后收留了他,待他如亲生儿子一般。在以后的两年中约瑟夫继续沿街兜售商品。然而不久之后,他本来就糟糕的生意遇到了终极困难-因为他的相貌之恐怖,他的执照被吊销了。感到自己将是舅舅家的巨大包袱,17岁的约瑟夫毅然决定去当地的劳工所自谋生路。

当时英国的劳工所(workhouse)其实就是现代社会福利事业的雌性,是专为无法养活自己的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但由于资金不足,这里的生活条件极差,工作时间极长,其实就是变相的苦工营。约瑟夫在劳工所做工仅几周之后,大约是因身体条件不能承受工作的艰苦,便自行出走,试图在外寻找其他生存机会,但两天之后他完全无以为生,只好又回去了。这一回去就呆了四年。在四年的时间中,约瑟夫除了忍受自己难以胜任的各种工作之艰辛以外,还要忍受了同伴的歧视。更可怕的是,脸上的肿瘤一度膨胀到8, 9英寸,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象人”,他不得不在劳工所医院经历了手术治疗。虽然手术是成功的,切除了一大堆瘤肉,但约瑟夫的身体仍然极度畸形,工作的繁重和他人的眼光继续让他每天都感到生活在无限的屈辱之中。

四年后,约瑟夫听说当地有一个杂技演艺团。这让他认识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可能是去“怪物展”里当“怪物”。于是他主动给这个演艺团的主人山姆·托尔(Sam Torr)去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申请”。托尔在见了约瑟夫之后,立即认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很快就答应雇佣约瑟夫为自己“怪物展”的“演员”。于是,在1884年一天,约瑟夫在劳工所吃了最后一顿早饭后,终于离开了这个让他肉体和心灵饱受折磨的地方。

 

3. “怪物展”上的“明星”

在杂技团的“表演”工作相对于劳工所的来说轻松多了。所有约瑟夫需要做的,就是当剧团主人把遮蔽他的布帘拉开时,听从主人的口令,或站起来,或转过去,等等。心理上,约瑟夫似乎接受了自己的“怪异”,默默承受着一个正常人难以忍受的耻辱。山姆·托尔在广告牌上写着“半人半象”的广告词,每天吸引了大量的好奇观众。“大象人”的别名也由此而生。

在托尔的表演团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托尔把约瑟夫推荐给伦敦的一个叫汤姆·诺曼(Tom Norman)的演艺团主人。虽然诺曼在见到约瑟夫之后非常吃惊,并担心演出的效果,但最后还是接受了约瑟夫。他在剧团门前放上了巨大的广告牌,还印制了一个介绍“大象人”的小手册,其中是约瑟夫亲自写的简短的自传。这个小小的自传,不光给约瑟夫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还成了后来研究“大象人”早年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在这期间,伦敦医院的弗里特里克·特里弗斯医生发现了他,并让他在医院接受了检查。特里弗斯当时还把自己给约瑟夫拍的两张照片送给他,后来这两张照片被印在马戏团的小手册上。根据诺曼的记述,本来特里弗斯医生还要约瑟夫继续去医院,但被约瑟夫拒绝了,因为约瑟夫觉得自己在医院就像一个“牲口市场的畜生一样,被剥得精光。”(”stripped naked, and felt like an animal in a cattle market.”)(http://en.wikipedia.org/wiki/Joseph_Merrick )

虽然在特里弗斯医生后来的传记中,诺曼对约瑟夫的态度似乎和对动物一样的粗暴,但诺曼自己却声称他对雇员非常人道,从不虐待他们,在报酬上更是公平。无论如何,约瑟夫在诺曼的表演团的“演出”似乎是成功的,他不但总算过上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并在大约两年的时间内积累了可观的50英镑的存款(相当于今天4000英镑,可供他至少一年的生活)。

然而两年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道主义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们认识到把这些生理不健全的人拿出来展示是极度不道德的行为,渐渐地,社会管理机构开始作手杜绝这样这种“怪物展”。所以,就在约瑟夫刚刚能够自食其力地生活不久之后,警察强行地关闭了诺曼在白教堂街的演艺团。这个看似非常人道的行为,客观上却导致了约瑟夫的生存再次受到严重威胁。诺曼自己的生意被封,不得不另谋生路,自然无法顾及约瑟夫。于是约瑟夫再次向家乡的山姆·托尔求救。托尔把约瑟夫接回到莱斯特城后,安排他在一个叫山姆·洛普尔(Sam Roper)的巡回演出团中。于是约瑟夫跟随演艺团在英国四处游走。然而英国其他地方似乎和伦敦一样,这样的表演虽然一开始很吸引人,但不久就总是遭到警察的干预。洛普尔也越来越感到约瑟夫的出现会导致更多的非议,影响自己的其他种类的表演项目,最后就让约瑟夫跟随一个去欧洲大陆的巡回演出团,寄希望于欧洲大陆在这个问题上的松弛。

约瑟夫在欧洲的遭遇没有太多的第一手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里的演出基本上是和在英国一样不成功的。约瑟夫当时不但不能增添自己的积蓄,可能每天的温饱都难以应付。更悲哀的是,这个巡回团的经理大概觉得约瑟夫是个包袱,先偷走了约瑟夫的积蓄,然后遗弃了他。于是某一天早晨约瑟夫一觉醒来,发现不但自己赖以生存的演出团销声匿迹了,自己的辛苦积蓄的50英镑也不翼而飞。

独自身在异乡,身无分文,“这样的处境对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都是艰难的,而对约瑟夫来说,这无疑就是弥天大祸。”(For any normal person it would have been an unpleasant enough situation, but for Joseph it was catastrophic.)(同上,94页)绝望中的约瑟夫最后去当铺当掉了一些衣物,换得了返回英国的路费。我们可以想象约瑟夫在路上的艰辛-先乘船度过英吉利海峡,再转火车去伦敦,一路上不但遭受人的惊恐的眼神或围观,还几度遭到拒绝上车和上船。笔者无法想象他是怎样过来的,总之,这个矮小而奇丑的造物最后总算“平安”地到达了伦敦利物浦车站。

回到祖国又怎样呢?这个人间“怪物”真的有所谓的“祖国”吗?约瑟夫虽然在伦敦生活过几年,但他的生活不过是在表演团的封闭的环境中,眼下的伦敦,对他来说和异乡没有两样。惊叫逃走的人和围观的人群让他只想找个见不到人的地方躲藏起来,然而他又偏偏无处藏身;饥饿和劳累,使他不得不试图向路人求助,但他恐怖的外形和含糊不清的言语,把任何一个面对他的求救之手的人都吓得魂飞魄散,如躲避魔鬼似地飞离他的视域。 我们不难想象,即使一只失落街头的猫狗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得到人的恻隐之心,然而这个有着人的一切智能的约瑟夫,却只能在同类中得到畜牲不如的待遇。

终于,越来越多的围观者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好心的警察把约瑟夫从拥挤的人群中拉出来,带到了利物浦警察局。此时,警察局的门口和窗前仍然挤满了围观的人,警察局不得不动用多个人手,把欲挤进大门的人潮阻挡在门外。之后,警察们把浑身散发着臭味的约瑟夫安排在一个等候室,然后一边打量着这个卷曲在地上的形状模糊不清的“东西”,一边商量着该如何处理之。此时,又累又饿的约瑟夫才用自己那双正常一点的左手,战战兢兢地从破烂的衣衫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递给警察,名片上依稀模糊地显示着几个字:“弗里德里希·特里弗斯,伦敦医院”。

(上篇完)

 

注:

1。狄更斯的《双城记》记述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故事,其时代和本文所记载的史事仅相差约半个世纪。

2。“The Path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 and Dr Radcliffe Crocker had provided as accurate an answer as it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to give any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state of medical knowledge as it existed in 1885.”(“伦敦病理学协会和拉迪克利夫·克鲁克大夫为我们提供了在1885年的可能的医学知识条件下的最好解释。”) The True History of The Elephant Man, Penguin 1980, 第42页。

主要参考文献:

1,The True History of Elephant Man, by Michael Howell and Peter Ford, Penguin Book, 1980.

2,http://en.wikipedia.org/wiki/Joseph_Mer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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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人”生平记(上)- “上帝”的弃儿

Aside

Posted on: March 27, 2013

在萨凡纳的日子

(引:萨凡纳是我在美国移民生活的第一站。自费留学的日子紧张而艰辛,但那座小城之美,和那一段生活之丰富,却使我终生难忘。)


1。萨凡纳

记忆中的萨凡纳,潮湿而炎热。市区内街道纵横交错,街边风格各异的早期欧式建筑,宁人目不暇接。路边多是高大的橡树,树枝上挂满了纠缠不清的苔藓和藤蔓,在地上,墙上纷纷投下斑斓的树影,给这座炎热的南国城市带来一份清凉。街道相交处大都有精致的街心花园,其间或有漫步的游客,或有坐在长椅上的当地人,懒懒地一边聊天,一边喂食活蹦乱跳的松鼠。并不宽敞的街道上有色彩鲜亮的游览车缓慢地驶过,也不时有载着游客的老式马车耀武扬威地走过,车头的骏马步伐矫健,打扮成早期殖民时期绅士摸样的驾车人不时地向路人微笑致意。

市区外,则完全是大自然的领地。一路向东延至海边,是一望无尽的沼泽,在阳光下闪烁着水光。从沼泽地中蒸发出的水气,时而成一片薄雾飘逸在原野之上,给景色增添几分静穆和神秘,更多的时候,则散发在空中,渗透每一寸空间,营造出一种南方特有的湿热。一到黄昏,夕阳总在沼泽地上空久久逗留,浓郁的色彩倒影在零星散布的水潭中,一眼望去,天地间上下红遍,仿佛一幅色调厚重的南方风景画。每当这画面跃入我脑海,我的耳边就会响起瑞·查尔斯(Ray Charles)用纯厚的男低音懒懒哼出的爵士歌曲:“我心中的乔治亚”(Georgia on My Mind):

Georgia, Georgia
The whole day through
Just an old sweet song
Keep Georgia on my mind

萨凡纳坐落在乔治亚州的东端,东面是频临大西洋的沼泽地,北面和南卡罗来纳州接壤。萨凡纳城市很小,最中心的历史区只有2.5平方英里,但它却是南方历史名城。早在1733年,受托于英王乔治二世的詹姆斯·欧格勒索普(James Oglethorpe)带领了100多个殖民者从英国乘船而来,在萨凡纳河边登陆,看上了这片土地,与当地的印第安人一起创建这座城市。建城之前欧格勒索普亲自设计了城市规划,使这座市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座计划建造的城市(First planed city)。今天我们看到的萨凡纳的城市格局仍然保留着当初欧格勒索普设计的原初风貌。

萨凡纳是乔治亚的第一座城市,也是乔治亚州的第一个州府。市区的建筑大都是从殖民地时期(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修建的。在后来的南北战争中,大多数南方城市都遭到毁坏,但这座城市却完好无损。据记载,1864圣诞前夕,南北战争打到了尾声,刚刚洗劫了亚特兰大市的联邦大将军威廉·希尔曼(William Sherman)率军攻占了萨凡纳,立即被其“美貌”所倾倒,决定手下留情,原封不动地把这座美丽的小城作为送给总统林肯的“圣诞礼物”。

Forsyth Park Fountain -- Savannah (GA) 2012

Forsyth Park Fountain -- Savannah (GA) 2012 (Photo credit: Ron Cogswell)

走在南北东西交错的街道,很难有人不会被两旁精致的建筑艺术所惊叹:从意大利式,维多利亚式的小型民居或别墅,到乔治亚式,希腊式或罗马式的大型的楼房或教堂,其风格之繁多,构造之精美,均让人感到美不胜收。最有名的有坐落在市中心的圣约翰大教堂,英国摄政时期风格的太菲尔博物馆(美国南方的第一座博物馆),市区南面的佛尔塞公园,当然,还有萨凡纳最具特色的22个街心花园。

Telfair Museum of Art  Savannah, GA

Telfair Museum of Art Savannah, GA (Photo credit: bbcamericangirl)

随着后来美国其它地方的渐渐发达,萨凡纳在经济和历史上的地位渐渐下降,很多建筑都渐渐“老去”,无法得到应有的维修和保护。所以曾经一度,萨凡纳的魅力似乎被人遗忘了。一个英国人奥斯特尔女士(Lady Astor)在上个世纪早期访问了萨凡纳后,把它比喻成“a pretty woman with a dirty face” (“一个脸庞肮脏的美人”)。到上个世纪50年代,萨凡纳承受的毁坏引起了几个颇有远见的女人的重视,于是她们毅然采取行动,建立了萨凡纳历史保护基金会(Historic Savannah Foundation)。从此,这座城市开始了它的复兴之路。

20世纪70年代之后,萨凡纳的“美”开始广泛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还成了很多电影的绝佳场景。比较有名的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仲夜在正义和邪恶的花园”(Midnight In The Garden of Good and Evil),奥斯卡获奖影片“阿甘正传”(Forrest Gump)。看过“阿甘正传”的人,一定记得在影片的开始,一片随风飘逸的羽毛,从萨凡纳的城市上空徐徐飘落在正在等车的阿甘身旁。

我曾经就读的学校“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就坐落在萨凡纳历史区内。一般来讲,很多大学的建立都会事先开辟一片空地,再新建校园,而这所学校的校园,却只是在市区买下现成的建筑,然后加以维修和改造而成。这使得萨凡纳历史区也成了学校的校区,而学校的建设工程也成为历史保护工程。这所艺术学校从70年代后期开始创业,规模的渐渐扩大,其过程也正好和这座城市近几十年来的旅游业的发展同步。

还记得读书时经常都在学校的教学楼中看到各地来的游客。更难忘的是在图书馆当“门卫”(greeter)时,总会有游客好奇的向我打听阿甘等车的花园和他坐过的长凳。不过,虽然我在萨凡纳生活了三年半,但它的恬静优雅的“个性”,和它丰富的历史,我却是在离开它之后才慢慢领略到的。我在萨凡纳的生活,是我在美国的第一站,勤工俭学,每天四处奔波,从教室到图书馆,从餐馆到街头,那些日子是酸甜苦辣的“交响曲”,写下了我在美国冒险生活中色彩最为丰富的第一章。

2。河流街

记得来美国刚下飞机的几天之后,还没有找到稳定的住宿,就已经在餐馆找到一份洗碗工了。当时,紧张的学习和艰苦繁重的工作充斥了绝大部分的时间,只有在骑自行车上学的途中,或乘坐公共汽车去餐馆打工的路上,才有机会饱览身边的景色之美。然而半年的餐馆临工,从厨房到前台,辛苦劳动所得的收入不但付不起学费,连生活费都打不出来。终于,在来美国的第二个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凝视着银行存折上最后的一百多美元,良思许久,之后“毅然地”作出决定去做自己最不喜欢的事:给人画像。于是我拿起画板,来到了“河流街”(River Street),成了街头“流浪”艺术家的一员。

River Street, Savannah

River Street, Savannah (Photo credit: Phyllis W. Hedrick (spinknitandlife))

还记得那天下午太阳和萨凡纳夏季任何一天的太阳一样“爆烈”。我拿着临时画的装在廉价画框中两张范画 – 一张不知名的女孩,一张是明星帅哥安迪·加西亚(Andy Gacia)的半侧面像,在河边找了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下,然后静静地等待顾客。可等了近两个小时也无人问津。终于,我决定“变被动为主动”,向在一旁闲坐了很久的几个黑人妇女走过去,问她们是否愿意画像。

“How much (多少钱)?”其中一个问道。

“$15”我回答说。并且解释道,如果不满意就算了,不给钱也罢。

“Why not(为什么不呢)?” 这个女人爽快地答应到。

于是我使出自己所有的看家本领,大约花了20几分钟,画了我在美国的第一张肖像。最后客人满意地付了钱。不久,我又画了两张,一个白人老太婆和一个男子。到了7点后,我看天色已晚,就收工回家了。第一天的收获是$45,和打餐馆差别不大,但想到这是第一天,所以我没有气馁,第二天在同样时候又去了河边。这天我呆得晚一些,发现7点之后才是人多地时候,所以我到9点后才回家。第二天我挣了$69。第三天,我的收入就超出了一百美元以上。之后情况就越来越好,总算告别了我留学期间巨大的生存压力。

河流街(River Street)是在萨凡纳的最北端,靠着萨凡纳河的一条历史名街。河的对面就是南卡罗来那州。这条街的地面上铺的是早期移民随船从英国运来的鹅卵石。这些石头当时是船上的“压舱物”,目的是为了给船增加重量,以使船在水中的航行更加稳固。来到美洲之后,这些石头开始都被扔在水中了,但后来人们发现这样会使河床变浅,于是就把石头用来修路。而今也正是这些石头给这条街增添了非常独特的历史趣味。在街中间有一条铁轨,每天都能看到载满游客的古色古香的“有轨游览车”,偶尔还会看到一个老式蒸汽机车头缓慢地开过,似乎还在向人们炫耀工业革命的成果。这个以鲜艳的色彩装饰过的火车头被称为“河流街漫步者”(River Street Rambler),是专门为招揽游客而改装的。河流街的一边是各种商店和酒吧,另一边是类似公园一样的空地,稀疏分布着一些长椅,而空地边上有用铁链连接起来的栏杆,栏杆之外,便是萨凡纳河。

萨凡纳城市的名称 –Savannah – 来自于萨凡纳河,而萨凡纳河的名称又是来源于最早居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名称:Shawnee。萨凡纳河河面宽阔,每天从城市的最北端平缓地流过之后,在十几英里以远的叫“台碧岛”(Tybee Island)的地方汇入大西洋。当初萨凡纳城市建立的两个主要目的之一是贸易(另一个目的当然是为了保护英国殖民地),所以自然地,萨凡纳从一开始就成了美国最重要的货运港口之一(曾经主要运载棉花)。二战时大量的美国士兵也是从这里用货船送到欧洲的。1996年的奥运会火炬从欧洲传来,就是在这里上岸的,然后再被传到亚特兰大(当天我正在那里“上班”,目睹了这个我当时毫无时间和兴致关心的历史事件)。而今,萨凡纳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货运港口之一,所以在河上不时可以看到远洋巨轮在港口靠岸。每当这个时候,岸边总站了不少游人,一边惊叹这人造的庞然大物,一边和船上的人热情地相互招手致意。

在河流街上,我的肖像摊位经常都摆在一个叫艾迪的黑人长号手的旁边。这样的“近距离”似乎使我们两人都受益:在我这里坐了十几分钟的顾客,因为可以听他的演奏和吆喝声而不至于太无聊,在画完之后往往不忘给他小费;而听他演奏的游客,也不自觉地会看我的画,最后难免动心,干脆坐下来看看自己会被画成什么样子。艾迪是个中年黑人,常常给我炫耀他的经历,曾经在某某学校教课,曾经在某某大场合演奏,等等。然而我刚来美国,英语听得云里雾里,对他的话只能一知半解,想要奉承他一番都很困难。而他的演奏技巧在我这个喜欢音乐的耳朵听来真是千篇一律,实在谈不上享受。最记得每当有顾客走过,他就高声吆喝道:“爵士,布鲁斯,高斯勃(Gospel,一种流行在美国南方的宗教音乐风格.),快,中,满,你选哪一个?”(Jazz, Blues and Gospelmedium, slow, fast, your choice!)。不过我常发现,别人选了“慢”,他经常都还是重复演奏前一个“快”节奏的曲子。

一到周末,艾迪的位置就会被三个黑人青年取代。这三个人总是在游客最多的黄金时间突然出现,动作迅速地把装小费的白色塑料桶往路边一放,然后各自举起长号,默契地用脚踩踩节奏,音乐便飘逸而出。他们演奏的多是南方爵士乐,节奏明快,旋律起伏无常。这三个小伙子身材瘦长,一边演奏,一边和着音乐节奏摇摆,不一会就会有人围观,甚至起舞。此时,我总是被他们的音乐所打动,思绪不自觉地从眼下紧张的工作中溜出,漂游至很远的无名无形之处。

河流街不光是艺术家卖艺的地方,偶尔也是宗教教徒们销售“教义”的地方。记得好几次看见一些民间的教会组织自编的情节舞蹈,宣扬教会故事,表现“羊羔”们开悟前后的心灵状态。我的第一印象是似乎和文革期间的忠字舞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个炎热的下午,一个美国中年白人,一手拿圣经,另一只手挥舞着在街对面高声嚷嚷。此时一个过路的美国游客问我,你能听懂他说什么吗?我谦虚地说,我刚来美国不久,英语不好,听不懂。这个游客笑着对我说,不用担心,我们也听不懂。然后他大笑着地走开了。之后我也不禁哑然失笑。

游客的幽默感,总是我当时紧张生活的调解剂。每天的风趣打笑,让人在求生的压力之中感到一份的轻松。最记得一次画一个年轻的美女,坐了十几分钟之后,怀着期待的眼神看着身后过路的游客,指望着游客对我的作品的赞扬,哪知道一个游客大声地“赞扬”道:“那胡子画得真好!”

街上的日子,并不都是轻松浪漫的。不必提夏天的暴热和潮湿,蚊虫叮咬等等,最麻烦的是夏天的阵雨。南方的阵雨来去匆匆,常常还在画画的过程中,雨点就直接落在画面上。此时只好和顾客一起,转移到旁边的酒吧或商店之中。好在商店的主人对“艺术家”总是很宽容的。

冬天则是街头艺人“冬眠”的季节,街上基本很少见到有卖艺的。不过南国的冬天很短暂,三,四月份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又“出动”了。最难忘的是每年三月份的圣帕特瑞克节(St. Patrick’s Day)。一到这个节日的长周末,河流街就会禁止所有机动车进入,街上连续几天满是各地前来的游客,或穿着绿色的衣帽,或带着绿色的装饰,载歌载舞地庆祝这个传统的爱尔兰节日。

圣帕特瑞克节是爱尔兰人纪念天主教圣人圣帕特瑞克的节日。这个节日最有特色的就是铺天盖地的绿色:绿色的衣帽,绿色的酒杯,等等。传说当初圣帕特瑞克传道时总是用爱尔兰特有的一种绿色植物 – 三叶草来讲解基督教义中三位一体的内涵,所以绿色和三叶草成了这个节日的象征。

萨凡纳的圣帕特瑞克节的游行规模之大,在世界上仅次于纽约的游行。这当然又有其历史缘故。爱尔兰人在萨凡纳的历史几乎和萨凡纳一样长。萨凡纳城市建立与1733,而在第二年就有的40个饥饿劳累交加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乘船在萨凡纳河边靠岸,按理新教徒英国人占据的地方不允许天主教徒的进入,但欧格勒索普破例收留了他们,使他们成为在萨凡纳最早的爱人兰人。不过,大批的爱尔兰人涌入萨凡纳则是在一百年之后,先是在19世纪上半叶乔治亚铁路工程的修建期间,很多爱尔兰人来到这里,成了最廉价的苦工。紧接着是在有名的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约1845-1852),更多的爱尔兰人来到这里求生。由此,萨凡纳的爱尔兰人口大增,也使得后来这个爱尔兰节日在这个小城市被搞得非常隆重。

River Street, Savannah, Georgia.

每到这个节日,我的“生意”总是异常的好。顾客往往排着队,我一张接一张地画,前一张还没画完,后一个人就开始梳妆打扮了。恼人的是,往往有醉鬼捣乱,常常吃饭回来看见有醉倒的人躺在我的椅子了呼呼大睡,偶尔还有故意挑事者,最后和顾客打起来的情况,于是我不得不中途转移“战场”。

也正是在这里的圣帕特瑞克节日中,我第一次体会到狂欢节的气氛。这几天整条河流街的每个餐馆酒吧,甚至一般的礼品店都统统售卖啤酒,每天早晨十点就有人喝得酩酊大醉了,到了中午之后,基本上就见不到手上没有啤酒杯的人。在这个时候,所有的人似乎都拿下面具,亲热地相互称兄道弟,偶尔还有大打出手的(所以警察也很忙),总之来不得半点虚情假意。在河边的一个平台上每天都有规模较大摇滚乐队演出,而路边随处都有各种卖艺的,长号,萨克斯管,吉他弹唱,杂耍魔术等等,无奇不有。观众也绝不会当沉默的旁观者,只要有一个人跟着音乐扭动起来,就会“传染”给第二个,第三个,直至所有的人都舞动起来。这样的“传染病”似乎过十几分钟就来一次,一次比一次强烈,最后似乎整个河流街都摇动起来,所有静止的街道房屋都统统被拉进了动态的激情之中。

3。美丽的南方

多年以后,我认识到,在河流街上呈现的这种热情,不但是我以前在大陆,也在后来很多美国的其他地方都再难遇到的。所以每当想起萨凡纳,在我脑海中出现的,往往不只是市区那些精美的建筑和花园,而是在河流街上游客们风趣的打笑和载歌载舞的狂欢;不是在教室里衣装革履的口入悬河的教授,而是给我送来免费啤酒的不知名的酒吧女,和在我身边吉他弹唱的帅小伙;也不是在学校和各地同学一起的聚会,而是酒醉之后倒在我的椅子上的流浪汉,甚至在街中间扭打一气的粗鲁南方女人。

记得读书时我的大多数同学都非常不屑于这个南方小城,鄙视这里的经济封闭和落后文化(宗教,黑人),唯独我却对这个“落后”的地方情有独钟。同学都认真地说,你喜欢这里,大约是没有去过北方和其他大城市,没有见到过那些开放的多元文化之地。然而离开萨凡纳之后,因为工作所需,我南北辗转了几个地方,至今十多年了,我对萨凡纳的感情却始终不渝。

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一方水养一方人。也许有人会觉得这句话迷信,然而我却觉得这句话后面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和进化真谛。在我个人看来,气候温和的地方都会养育一种亲切的文化氛围。美国的南方,虽然由于特殊的殖民历史,导致了其封闭的宗教意识,落后的种族偏见,然而在炎热气候熏陶了两百多年之后,它仍然滋养出一种在北方文化中所缺乏的朴实和温存。而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我认为就是爵士和布鲁斯。

也是在河流街上的日子,让我深深地爱上了美国黑人音乐。我无法想象没有爵士和布鲁斯的美国的音乐。这种乐风节奏很快,旋律懒洋洋地起伏无序,且自由自在,其间散发出一种南方的特有的潮湿和炎热的气氛。所以,每次一听到这样的乐曲,我的记忆总会立即回到炎热的南方,回到萨凡纳。

南方,是潮湿而炎热的南方,更是色彩艳丽和充满温情的南方。萨凡纳,就像它美丽的名字一样,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那个“脸庞肮脏的美女”:高大的橡树后面开阔无垠的沼泽地,精美的建筑艺术后道不完的历史,还有在灼热的阳光下淌着汗水的笑脸,以及在空中缭绕的懒懒的爵士和布鲁斯,和着夏日的晚风让人无限迷醉。。。

While rivers running through swamp
Blues, wandered along streets
softened sweaty shadows of oaks

Storm came and went
Oh Georgia
as humid as southern rain
my memory vaporize
like Jazz
hovering above Savannah …

 

 

在萨凡纳的日子

Aside

Posted on: February 25, 2013

 

海伦·凯勒和安·沙利文 – 永不退色的传奇

马克·吐温说:“19世纪最伟大的两个人物是海伦·凯勒和拿破仑·波拿巴”(”The two greatest charact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re Helen Keller and Napoleon Bonaparte”)。我个人会把这句话稍加修改:19和20世纪最伟大的两个人物是海伦·凯勒和安·沙利文。

Helen Keller, 3/4 lgth., seated, facing right;...

Helen Keller, 3/4 lgth., seated, facing right; holding hand of her teacher, Mrs. John A. Macy (Anne Mansfield Sullivan) (Photo credit: Wikipedia)

自从刚开始知道海伦·凯勒的故事时,我就对她和她的老师的故事无限着迷。后来由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的多变,很久我都没有时间顾及自己喜欢的事。最近有了闲暇,再度沉迷于海伦和她老师的事迹。先读了海伦的简短自传,然后读了一本沙利文的传记 – Beyond Miracle Worker: the Remarkable Life of Anne Sullivan Macy and Her Extraordinary relationship with Helen Keller  – by Kim E. Nielsen,之后不禁感概万千。

和我以前想当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的,是海伦和沙利文的生活非常不容易。第一件让我吃惊的事,就是还在海伦非常幼小时所经历的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她在11岁时写的童话故事“Frost King” 被指控抄袭另一个童话故事“Frost Fairy”。为此帕金斯盲人学校(Perkins Institute for Blind)组织了正式的调查委员会,追问沙利文,后来还“开庭”“审问”了12岁的海伦。这件事最后没有结果,因为找不到证据证明海伦在写自己的故事之前听到过“Frost Fairy”,但海伦和沙利文的名声大受影响,海伦幼小的心灵更受到巨大的打击。她在自传中提到自己很久以后都畏惧再写任何“故事”,并说道如果不是因为沙利文的持续不断的鼓励,她很可能就完全停止写作了(“Had it not been for the persistent encouragement of Miss Sullivan, I think I should have given up trying to write altogether.” – 注1)。海伦的另一个出乎意料的经历是她曾跟随民间的歌舞杂技团(Vaudeville Circuit)作巡回演出。还在她很小的时候,海伦父母家经济衰落,一个杂技团的主持邀请海伦参加他们的巡回演出,提供了丰厚的薪水,海伦的父亲答应了,但海伦的母亲坚决不同意,才使得小海伦免除了“流浪艺人”的命运。殊不知,人到中年后,海伦出于生存的需要,不得不和沙利文一起投奔歌舞杂技团,进行了几乎长达几乎十年巡回演出,其中也包括很多演讲。不过,使我稍感欣慰的是,从传记中的记录看,海伦自己很多时候还很能从中得到乐趣。

沙利文似乎是一个比海伦复杂的多的人物。她的人生经历非常动荡,性格也充满矛盾。她生在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八岁丧母,十岁时就被父亲抛弃,和弟弟一起被亲戚送到一家贫民院,很快她又目睹了她弟弟的死亡。她的童年是黑暗的,充满了贫穷,死亡,暴力和蒙昧。不过沙利文天性不同寻常 – 在这样的黑暗中,年幼的她立志追求光明,要成为一个受教育的人。在贫民院生活了四年之后,沙利文得到一个机会(具体原因不详)被送到有名的帕金斯聋哑学校。在学校的六年学习中她成了一个聪慧且叛逆的学生,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成为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人。毕业后,她面临着无家可归,也无所去从的绝望处境。然而就在这时,帕金斯校长接到了海伦父亲的信,寻求一个能“教化”海伦的老师。校长把这个机会给了沙利文。虽然沙利文开始犹豫不决,但出于生存的需要,她接受了这个工作机会,毅然孤身一人投奔南方乡下。海伦和老师的传奇由此而生。

“Beyond Miracle Worker” 是一本很详尽的传记,虽然其中有一些比较枯燥的史料,但沙利文的奇特的个性使这些史料都变得完全可以忍受。此书描写主要集中在沙利文的复杂性格特征上,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活经历曲折,心里复杂的个性人物。沙利文是从社会的最底层出来,取得超越了自己梦想的成就,但同时,她又“上升”到一个和自己出身生分非常不协调的社会阶层。沙利文对自己的过去抱着非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她以自己的出身感到不安和羞耻,极力抹去自己的悲惨童年(她是到了自己临终前不久才向海伦暴露自己在贫民院的经历),另一方面,这个黑暗的过去又通过各种方式 – 忧郁和暴躁的情绪和叛逆的个性等等- 充斥于她的生活,成了她一生无法摆脱的梦呓。

在海伦和沙利文的关系上,这本传记揭示了一个相对不为人知的事实,就是沙利文从一个海伦·凯勒全方位依赖的老师,渐渐转换成一个不得不依赖海伦而生活的“伴侣”。在事业上,沙利文多次拒绝其他的职业选择(当然大多是不成熟的机会。在当时的条件下,沙利文这样的人绝少有好的就业机会),依靠着海伦的名声继续自己的“成功”;在生活上,沙利文由于从小患有眼病,这个眼病从一开始就折磨着她,并越来越严重,在她临终前她完全失明,所以,在中年以后,海伦,这个曾经离不开老师的残疾人,反而成了自己老师的“助理”。

沙利文的成就的确是从一开始都被低估了的,她也一直为此不安。沙利文决不愿意自己被看成是一个简单地继承了帕金斯学校正统教育方式的普通老师。事实上,沙利文在接受海伦的教师职位前并没有接受任何正规的教育学的教育,也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在答应海伦家的请求之后,她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帕金斯学校独自摸索这个学校创始人山米尔·霍维(Samuel Gridley Howe)对盲聋人罗拉·布里奇曼(Laura Bridgman – 在海伦之前的另一个奇迹)的教学经验。在对海伦的教育过程中,尤其是最初的几年中,沙利文是非常有创造性的,远远超越了学校的教育模式。根据此传记,帕金斯的传统教育方式是通过用手语向盲聋人进行单个的词汇灌输开始,在盲聋人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词汇之后,再灌输句子结构。沙利文却从海伦的不到一岁的妹妹那里发现,幼儿接受语言的过程并非单个的和分离的,而是连续的,且是在交流中自然达成的。于是她大胆地对海伦采取了“对话式”的方式,给海伦在每天自然的日程中用“句子”交流,而非单词灌输,从而导致了海伦对语言的迅速掌握。对我个人来说,这显然是非常自然且富于创造性的教育方法。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帕金斯学校为了自身利益所作的宣传,沙利文在公众之中的形象不过是一个继承了帕金斯教学“精髓”的年轻老师。这使沙利文长期拥有一种怀才不遇的心态,也不得不在现实中委屈自己,生活在海伦的“阴影”下。

有意思的同时也使人困惑的是,沙利文在接近晚年时渐渐得到各界认可,从“海伦的老师”的形象渐渐变成一个有非凡创造力的独立教育家(A pedagogical innovator),从而不止一次接到各大学和教育组织对她单独授予的奖励,然而她却一一拒绝了。令人欣慰的是,虽然她拒绝,但很多荣誉还是最终“强加”于她,比如藤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 在给她和海伦颁发荣誉学位时,校长亲自读了她的拒绝书,之后全场起立,一致认为沙利文的个人谦虚不应影响学校的决定。之后校长亲自到沙利文家中给她颁发了荣誉证书。她的一个朋友兼传记作家Henney不理解沙利文为何这样固执,比喻道:你现在就是想要在华盛顿建一个碑,都是可能的事(if she “wanted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now I think she could have it。注2)。然而此时的沙利文已经太老,太病,几乎不再在乎公众对她的反应了。

海伦和沙利文的生活一直都非常不荣易。虽然有名,但由于她们一方面是残疾(沙利文在公众眼里却是“正常”的),另一方面她们从来没有稳定的收入(她们几乎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来自于当时的慈善家和慈善机构),所以她们不断地“挣扎”在求生的困境之中。我曾经以为海伦的父母非常富有(海伦的奶奶是罗伯特·李将军的表妹),但在海伦成名之后很快她父亲的家产就破落了,甚至家庭的经济收入在很多时候都不得不依靠于海伦的名声。沙利文中年后和约翰·梅西(John Macy)结婚,但很快这个婚姻就名存实亡了。并且,即使还在她们婚姻开始的时期,梅西夫妇和海伦“一家”(海伦一直和他们夫妇住在一起)的经济都基本靠着又聋又瞎的海伦一个人支撑着。这也是为什么海伦后来不顾沙利文的反对,坚定地投身马戏团的演出的原因。

最让人感到迷离的是海伦和沙利文的关系。沙利文虽然结了婚,但海伦才是她终生伴侣。曾经,一个叫皮特·范根(Peter Fagan)的人向海伦求婚,海伦非常兴奋地答应了,但后来却顾虑于沙利文的反应,和海伦母亲的坚决反对而放弃。海伦为什么会放弃自己人生幸福呢?难道她真的完全满足于和老师一辈子在一起生活?她和沙利文“一生相许”是出于自愿,还是报恩观念或责任感?她们的关系是否超过了“师生关系”?

无论如何,海伦和沙利文的生活经历是非常富于传奇色彩的。我个人认为她们彼此间的信赖和依赖是命运使之然,并且我也相信她们的关系不光是精神上的。但不管是怎样的关系,在我眼里都是美好的。她们的生活和奋斗,她们对黑暗,残疾和贫穷的征服和超越,以及她们对普通人的影响和震撼,都是人类智慧,激情,爱以及意志力的象征。在我个人看来,历史上似乎很难再找到比这两位女性的故事更为非凡的了。相比之下,拿破仑不免流于平庸。

 

 

 

注1:The Story of My Life, Helen Keller.
注2:Beyond Miracle Worker, Kim E. Nie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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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凯勒和安·沙利文 – 永不退色的传奇

无为而快乐的墨西哥人

大凡人类自从有了文明以来,就有了分工合作,就有了官僚和等级制。似乎,越是不动脑筋的事,越是低贱,也越是受歧视,生活,也自然更加不幸。这个规律,在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等级歧视严重的文化中尤为显著。

美国算是目前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着详细繁杂的分工,从“低级”的手工劳作到“高级”的精尖科技文化。然而,人的幸福指数似乎并不完全受这些等级高低的支配。在这里,很多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一样活得有尊严有乐趣。记得我刚到美国时常在一家希腊餐馆门前设摊位画画。这家餐馆的厨房就在柜台后面(open kitchen),所以顾客一进餐馆就看到食物的烹调操作过程。我常看见几个当厨师的年轻小伙子(帅哥),每天都有说有笑地工作着,一到午餐和晚餐高峰时间,顾客排队至门外,雇员工作非常忙碌,但这些帅哥们仍然潇洒地忙里偷闲,口哨声玩笑声不断,还不时把手里的餐具在下锅之前玩杂耍似地扔几下。因为我当时也在中国餐馆打零工,知道在这种高峰期中国餐馆里的人是个个绷紧了脸,只有在面对顾客是才会松开。对比之下,不禁感到中国餐馆的郁闷气氛太重。这大约也是我刚到美国时的最大的文化冲击之一。

虽然美国也有很多白人和其他人种从事蓝领工作,但真正的蓝领大军,当属墨西哥人。墨西哥人曾经是美国的第一大移民,因为边境的大量偷渡给美国移民局带来很多问题。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再加上其中很多都是非法移民,所以墨西哥人大都做着最“低贱”的蓝领工作 – 从餐馆的洗碗工,打杂,到各种建筑工程的体力活。然而,虽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墨西哥人却个个体格健壮,笑脸常开。

虽然墨西哥人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普遍有礼貌,尊重他人。他们的食物似乎也多是垃圾食品(可口可乐的消费量全世界第一),但却很少不到他们中间有肥胖症患者。墨西哥这个国家并不发达,甚至相对落后,但很多调查指出,墨西哥人的家庭幸福感指数全世界最高(其中一个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就是可口可乐公司提供的)。虽然我个人并不万事都相信调查数据,但根据我了解的墨西哥人,我相信这是事实。

在中国人的眼里,墨西哥人无疑是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也是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拼命避之唯恐不及的阶层。然而在很多中国“精英”的脸上,我看到的是疲惫和焦虑,而在所谓“低贱”的“老墨”(中国人对墨西哥人的称呼)的脸上,我看到的是满足和自在。墨西哥人的孩子,虽然读的是最普通的公立学校,但由于有着富足的父母爱,他们的笑脸上呈现的是幸福感。对比之下,中国人的孩子,虽然都争着上最好的学校,但孩子们的脸上却多见愁眉不展的少年老成。

不禁想到,是什么让墨西哥人如此知足常乐呢?看看历史就知道,现在的墨西哥人绝大多数都是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后裔(Mestizo)。真正的土生土长的墨西哥人 – 阿兹特克人(Aztecs) 基本上被西班牙征服者灭绝了(大约一半是屠杀,一半是传染病)。会不会正是因为这个重新混血过的新民族墨西哥人(Mestizo),他们的基因中极少有其他“文化人”身上长期沉淀过的所谓“文明”的意识,才使他们如此无视那些高高在上的“歧视”,能在他人眼里“低贱”阶层中活得自在快乐?

或许,人的快乐,本来就不是由“做”什么而决定的。人类自文明之后的分工,本是为了人活得更好,结果却成了奴役人的最大“奴隶主”。好多人不惜一生最宝贵的光阴忍辱负重地力争做“人上人”,殊不知,真的到了那一天,才可能发现自己虽然赢得了社会地位,但却输掉了人生。相比之下,“老墨”脸上那种快乐和幸福,是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事实:人生的幸福,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件那么吃力的事。

 

 

参考信息来源:

Mexicans happier than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http://thecatalist.org/2009/07/mexicans-happier-than-europeans-and-americans/

“Coca-Cola Study Says Mexico to be the Happiest Place on Earth.”

http://www.mutineermagazine.com/blog/2010/07/coca-cola-study-says-mexico-to-be-the-happiest-place-on-earth-in-other-news-mexico-is-coca-cola%E2%80%99s-top-country-for-per-capita-consumption-growth/

“Mexicans and Argentines Among the Happiest People, said Index”

http://en.mercopress.com/2010/05/12/mexicans-and-argentines-among-the-happiest-people-said-index

 

无为而快乐的墨西哥人

英语难,“难于上青天”

在美国,任何事情一旦让人觉得困扰,会听到有美国人说:“真是像中文一样的难懂。”中文,因为其特殊的象形文字的特点,对说拼音字母语言的人来说,的确很难,并且由其难“辨认”,或者说“貌似强大”,看上去很深奥。然而殊不知,西方人学中文自然很难,中国人学英文却可能更难。

以前在我学习的大学来了一个法国留学生,在来中国之前强化了一年的中文,来中国后一年后,就能和中国人做基本对话,两,三年后她可以基本上作正常交流了。于是我当时想,我自己从初中开始学英文,到当时已经学了七,八年了,那么我这个水平,到美国去估计三个月就可以流畅地和美国人交流了。然而事实证明了这一想法的不切实际。到了美国来后,不说三个月,三年,我都觉得自己的英文远远不够。而现在十几年了,虽然可以和美国人正常交流,但在读自己想读的一些学术书籍方面,还是觉得困难重重。原因?“英语难,难于上青天。”

当然,这个“结论”并不光是来自于我个人的经历。美国的非英语族非常多,尤其在蓝领阶层,遇到不会讲英文的遍地都是。而在白领阶层,甚至学校里,虽然博士学士工程师一大堆,但张口结舌的人仍然不少。客观地说,这个“难”,应该是相对概念。有些人是口语难,有些人是阅读难,有些人是写作难,等等。公平地看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对一般人,只要能交流就应该不错了,对学者专家们,只要在自己的领域里工作顺心,也应该感到满足。

对中国人来说,英语的“难”,首先体现在语法上。很多美国人自己的语法都没有过关,更不必提外乡人了。最记得刚参加工作后不久(读书时自己听力太差,即使美国人说错了自己也听不出来),发现美国人经常有语法乱用的习惯。久而久之才知道,这个原因一是因为很多美国人根本不在乎,二是因为很多美国人自己也很糊涂。记得我为了一个单音节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的用法,一连问了三个美国同事,三个回答都不一样。结果最后还是我自己最初的答案是正确答案。

英语的“难”,除了语法以外,还在于它无限庞大的词汇。英文的词汇在一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不过几千,但其总词汇量上百万。虽然恐怕在所有的说英文的人中很难找出几个词汇量上百万的人,但在学术领域中,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专有的词汇量,并且任何一门专业,尤其人文专业,是学得越深,英文词汇的要求也越高。 就拿美术的词汇来说,中文由于是以字为单位,知道了红,黄蓝,这些基本词汇,后面就加“深”“浅”等词,或者互相配合运用等(比如深红,紫蓝色)就基本可以表达清楚了。而英语却不然,如果一个颜色有了一点细微的变化后,紧跟着就有一个全新的词。比如”“深红”,如果我们说deep red, 或者 dark red,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意义,但英文却有一大堆同义或近义词burgundy, crimson, cherry,等等。 美国研究生考GRE最难的部分,就是词汇。GRE并非对“外国人”的考试,而是针对所有在美国读研究生的人 – 包括美国人和外国人。对美国人来说,大学毕业之后要升研究生,考GRE虽然不会像中国人那样困难,却仍然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大关”。

如果和中文比较一下,我们就知道英文的词汇有多少了。我们中文是以字为单位,掌握了最基本的两,三千单字以后,读书看报就不成问题了,因为知道了单字的意思,在看组合出的词汇,自然会猜准八,九不离十。所以中文,一般在读完大学以后,就不用再做多少语言上的提高了,除非是专修中文的学生或学者。而英文的情况就不一样。英文是以字母为最小单位,每一个词汇都是靠这些字母的不同组合而成的,所以基本上每一个词都得单独记忆。当然,英文也有前缀后缀,还有很多词是靠其他词汇演变的,学到一定程度也可以“猜”,但总的来说,“背”单词,是英文学习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英文的词汇之所以如此浩如烟海,还因为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综合了很多种其他语言的语言。英文除了是最早生活在不列颠群岛的央格鲁·撒克逊人的母语以外,还融合了很多种其他语言,如临近的德语和法语,以及拉丁语,希腊语。在两千多年的演变中,逐渐变成了今天的一个完善的也是庞大的语言系统。

相比中文,英语有不少优势。优势之一是“精确”。这是因为它的语法严密。虽然英语不是世界所有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但比中文的语法还是复杂了无数倍。比价之下,中文似乎根本就是一种没有语法的语言。由于其语法严密,词汇丰富,所以英文在表达力上超过了汉语。这也是好多在美国呆久了的中国人,很多时候即使在中国人之间的对话中也常常会套用英文来表达某些汉语难以表达的情况。

优势之二是发音优美而轻松。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小孩,虽然都是在双语环境中长大(在家汉语,在外英语),但比较起来,很少有情愿说汉语的。我认为这个原因除了在外说英语的时间相对更多以外,就是英文的发音对孩子们来说更轻松。汉语的发音,和字母语系的发音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就是一字一顿,每一个发音都是一个辅音和元音组合成的音节,都要震动声带,而英文,每一个词汇都是既有震动声带的音节,也有不震动声带的辅音,所以说起来有轻有重,抑扬顿挫。比如Princeton这个词,其中P和ce 这两个辅音部分都是不振动声带的,只有rin 和ton者两个音节需要声带振动;相比之下,这个词的中文“普林斯顿”则需要振动生带四次。这个发音特征使得说英语的速度大大超过汉语。所以很多华人孩子英语很自然就出口,而说汉语时一字一顿,速度立即下降,对汉语的兴趣也因此而下降。

笔者之所以对英语的发音有这个认识,得益于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场慢性疾病:气短。曾经我气短到说话非常吃力的程度,而每当这种时候,我吃惊地发现,说英语远远比说汉语省力。

不过无论如何,说英语虽然不耗体力,但学习起来还是很耗脑力的。词汇量巨大,甚至有越学越多的感觉,简直就是个无底洞。有人说学法语是开始难,后来易,学英语是开始易,后来难,而且是越学越难。对法语“开始难”和“后来易”,我本人由于学过一段法语,有一定的了解,但由于学得不深,不敢断言,但对英语的越学越难,我在美国生活了16年之后,更是深有体会。

 

英语难,“难于上青天”

Aside

Posted on: May 31, 2012

从海伦·凯勒的老师之“严厉”对比中美的子女教育

我们很多中国人认为西方父母对孩子太娇宠,其实很多西方父母有严厉的一面。看过根据美国著名盲聋作家海伦·凯勒的生平改变的电影“奇迹创造者”(The Miracle Workers)的人,大概忘不了这个细节,凯勒的私人老师沙利文刚来到凯勒家吃饭时(海伦当时才6岁),沙利文发现海伦不是自己坐着,而是一边围着饭桌转,一边用手抓别人的盘中食物。父母当即向沙利文解释,说她从小就有这个习惯,而父母从来心疼她,没有纠正这个习惯。然而沙利文绝不妥协:当海伦走到她旁边要抓她的食物时,她就用手挡住,然后把海伦的手拿开,意思是你在我这里不能这样。从未遭受过任何拒绝的海伦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反复向沙利文面前的食物伸手,沙利文就反复地推开她,最后海伦明白了,自己的老师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于是开始“耍横”。此时沙利文把奉劝她的父母和兄弟关到门外,单独和海伦展开了一场“恶战”。家人在外面只听得见餐厅内“战火”不断(餐具几乎全在“战争”中被砸碎了),几个小时后,门开了,海伦先出来,委屈地倒在母亲怀里,然后沙利文出来说,她(海伦)自己叠了餐巾,学会了吃自己盘中的食物。

这是我看过的最具“家庭暴力”的电影片断,却是根据海伦·凯勒的传记改变的有根据的故事。影片中沙利文没有主动对海伦“施暴”,但每当海伦对沙利文出手时,沙利文毫不留情地还击,并且抓着海伦的手去把她扔掉的每一个餐具捡回来,然后把海伦摁在她自己的座位前,然后抓住海伦的手让她学会自己吃饭。海伦是个非常“野蛮”的孩子,因为她作为“人”的一面完全没有被萌发,但沙利文以更加“野蛮”的手段,制止了海伦的“野性”。

虽然这是电影,但在现实中,美国父母对孩子绝非好多中国人想象的一味娇宠。在美国呆得久的中国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邻居美国人家的孩子欺负了自己的孩子,过后发现邻居家长带着孩子亲自到自己家门口,让他/她的孩子给自己的孩子道歉。对比中国人包办式的道歉-父母帮孩子道歉(不道歉的也不少),美国父母这样的教育,更能让孩子形成一种自我责任感。

其实和美国人打交道多了后,常常也会听到美国人抱怨说中国(或亚洲)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不从严要求。事实上,我常看到在外表现骄横的中国孩子,也常看到中国父母对孩子的不守公德的行为视而不见。然而我们中国人不是总是自豪自己的教育严格吗?怎么会有这么多“骄横”的孩子?我的答案是,不是中国父母不严,而是严的不是地方。

中国父母对儿女严的地方最主要体现在“技能”方面。这大概是出于中国人普遍的强烈竞争心态(这不只是移民特点,在大陆很多中国人也一样的生活在强烈的攀比竞争的氛围中)。而除了“技能”之外,中国父母在其他方面往往很“宽”,孩子要啥有啥,在外耍横也不被责备。我也常常看到有中国孩子很小就有自私,虚荣心态,或说谎,或不尊重他人,但这些都被中国父母看成小事而忽略了。或许,很多中国父母自己都是这样的,所以自然而然地把孩子的这些倾向看成日后生存的“优势”。

然而,我个人却恰恰觉得这是教育孩子的最大误区。因为,如果我们认可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是(除身体健康之后的)人幸福的最大保障,良好的道德作风,诚实和毫无虚荣的坦荡性情,才可能是心理健康的基本条件。更不必说,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才是健康的社会。而能力,由于多半是天生的(个人观点),所以过分的“严”,不但不能拔苗助长,反而在孩子的心理中埋下自卑的阴影,在日后的生活中害人害己。

我个人还发现,一些中国的孩子学会说谎的现象往往和父母的技能上的高压有关。想象一个孩子认识到如果自己达不到父母的标准,会受到“惩罚”,而如果努力了还达不到标准,“惩罚”就会是“永远”的,这时绝望的孩子往往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失败”说成是自己能力之外的其他原因,欺骗父母,也宽慰自己。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特技”,除了父母的教育失误之外,我实在看不到别的原因。而这种从小学会的说谎,往往一生难改,是很多人一辈子“自欺欺人”的最根本原因。更不能不提一下的是,这样的教育,也正是很多中国人缺乏社会公德的原因,而西方父母对孩子从小的道德严要求,也不能不说是他们的社会具备良好的次序和公德的最大原因之一。

明白了这个道理,对孩子,那些地方该“严”,那些地方该“宽”,就基本上不言而喻了:在“孩子”的学习上,只要孩子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就应该“宽”- 使劲表扬!这个时候,表扬才是爱,因为无条件的父母爱其实是一个人一生自信的资本。而在孩子的道德上,尤其是诚实方面,如果孩子一旦出现有意说谎,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应该“严”。这里的“严”,绝不是棍棒的严,而是态度的严肃。父母在此时应该毫不含糊地告诉孩子,不能说谎,更不能欺负他人。这样,孩子在日后做人上才会有一个道德的底线。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我的确希望我们很多中国人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看到并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从培养“有用的工具”的歧途,回到培养“健康的人”的正轨上来。

 

从海伦·凯勒的老师之“严厉”对比中西子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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