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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与群体的格格不入 – 试析中国人对鲁迅的误读

个体与群体的格格不入 – 试析中国人对鲁迅的误读

好多中国人对鲁迅的误读,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不过分析起来,我认为主要来源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1。对共产党的仇恨;2, 割不断的民族主义情节;3,中国人普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尤其“思想家”)的认识单一化;4,中国人对“个人主义”的极度陌生。

第一点就不用多说了。把鲁迅和共产党联系起来的人,多半没有真正读过鲁迅。这些人对鲁迅的理解,都统统来自共产党的宣传。不过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宣传的可怕,说明了人在信息接收上的被动和各取所需,以及在分析事物上的思维懒惰。

其次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节”。这是很多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念念不忘的。尤其在现在毛泽东死后,共产党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落千丈,很多中国人把“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根于共产党,从而更加怀念传统的儒家文化,也更加认同鲁迅和共产党的“一致性”,导致对鲁迅的“仇恨”。 有人说中国是无宗教的国家。这是从一神教的角度和宗教的内容来看的,即:如果只有一神教的宗教才是宗教的话,中国的确从来没有过宗教信仰。但如果从宗教的社会功用-通过统一意识来凝聚大众,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来看的话,中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这个统一人的思想的核心就是“祖先崇拜”,而这个“祖先崇拜”又是通过儒家思想来系统化的。所以,尽管中国文化中有着除儒家意识形态以外的一些精华,比如文学艺术方面,但在中国人眼里,“孔夫子”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一旦把孔夫子的祭坛推翻,就等于把中国文化彻底推翻了,中国人也就不成其为中国人了。而鲁迅,就是这样一个推翻了祭坛的人。

鲁迅不但推翻了这个祭坛,还讽刺那些对这个破碎的祭坛抱着不放的人。在“阿Q正传”中,“阿Q”,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一个群体象征符号(当然并不是指每一个个体。并且阿Q精神也并非中国人独有)。中国,作为一个曾经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的文明国度,在近代西方国家的入侵下全面崩溃。很多怀有“祖先崇拜”的文人,都非常不服气,认为中国的旧文化其实是比西方文化在“精神”上更优秀的文明,并且有“史”为证,比如中国在某某时候一直领先世界云云。这,说穿了就是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老子先前比你阔”。所以,“阿Q正传”一方面揭示了下层人的愚昧,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

鲁迅不但和其他文人一样批判旧文化,更比其他人能抓住旧文化的病根:孝道。这,又是击中了中国人的痛楚,因为,“孝”是儒家文化的根基,是中国人的道德的“百行之先”的“美德”,是在中国人和其他文化方方面面都作了比较后唯一能引以自豪的最后精神堡垒。所以,鲁迅的这个“救救孩子”,基本是把中国人赖以建立个人自信的一切都摧毁了。

由此,任何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尽孝的,忠君的,爱国的,统统都在鲁迅的作品中不但找不到共鸣,反而受批判。所以他们读鲁迅的书自然是越读越不自在。

我发现在国内的人对鲁迅的“仇恨”小于海外。原因多种,比如国内毛泽东的遗毒还存在(即好多人还在盲目崇拜鲁迅),或者在国内的看到鲁迅笔下的丑陋比海外多,所以能在鲁迅的文中找到共鸣,等等,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海外的华人往往比国内的人更具有“民族主义情节”。在海外的中国人,由于文化差异而不能融入西方社会,自然不由自主地要在祖先文化中寻找自信,由此对鲁迅的“极端”态度更为愤懑。

再次,我认为中国人对鲁迅,还有一个非常隐蔽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极端单一的认识。

中国的古代,是一个政治和知识高度结合的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刘晓波说过:“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没有独立的企业家和商人阶层,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形而上学的迷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页)。中国古代的知识,或者说中国的“知识”,是围绕着人的现实需要而发展的。比如儒家文化知识,整个就是一个为了社会稳定而服务的道德体系。而即使是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道家思想,虽然有着对自然进行解释的动机,但其在民众中的影响,还是围绕着人的“肉身”服务的那一部分“养生学”。由此,儒道两家,都离不开“实用”二字。在中国人眼中,知识学问,从来都是为现实目的服务的。

在古代历史中,知识分子在人们心目中,大都是以儒家的形象出现的,所谓“儒生”。知识分子一般先遵从儒家的“入世”,是在做官不成后,才再效仿道家“出世”,这大约就是“儒生”比道士更能代表知识分子的形象的原因。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的官场和民众的附庸(虽然前者是真,后者是虚假的口号而已)。

正因为中国人有了这个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认识,共产党才对鲁迅,这个共产党刻意塑造的最“红”的文人,作了方方面面的符合老百姓的认识水准的“吹捧”,比如“反封建精神”,“贫民主义”,比如“爱国精神”等等。之后当中国人发现这些都不属实,于是又开始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鲁迅作方方面面的“要求”和“诋毁”,比如“鲁迅其实并不爱国”,“鲁迅是汉奸”,鲁迅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总之,人们都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鲁迅理该国为民服务,为民指路。

事实上,知识的分类是繁多的,知识分子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为现实服务的知识,如伦理学,政治学,实用科学等等,也有纯粹出于好奇心的知识,如形而上学,自然科学,等等。而思想家,文学家这样的人,都是远离功利主义,且必须要高度尊重自我感受的人。比如很多中国对鲁迅的思想性的怀疑,就是因为鲁迅没有系统的思想,没有给中国社会明确地指出一条可行的道路。然而这些中国人不懂得,真正的思想家,没有任何责任改造社会(这些都是政治家的事)。真正的思想家,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对社会,对人性,对历史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些判断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一个有水平的思想家,也并不一定要提出一个系统的思想(那时哲学家的事。另外“系统”也并不一定就是“高水平”),而是在各种形式的作品中显露出给人以启迪的思想或观点。思想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一条标准,就是独立的见解。

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另一层含义是,正因为知识分子是为自己而写而思考,他们的作品可能并不真正能和广大的群众沟通。这在西方社会几乎是从来都存在的自然现象。那些最独立的哲学家或者文学家们,往往都并不一定最受欢迎。比如萨特,海德格尔的著作,还有尼采的各种文章,现实生活中除了搞专业的人以外,根本没有多少人去读。一般人也不需要读懂,因为大多数人思维内容,和少数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思维内容完全不在一个焦点上。所以,不懂鲁迅不是过,但因不懂鲁迅而诋毁之就是无知。

最后,回到鲁迅本人的最大人格特征上:个人主义。鲁迅是个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者。而中国,恰恰是一片个人主义的荒漠。这片荒漠是以“社会”“家庭”利益为轴心而建立起来的。在这片“荒漠”中,一切不符合传统共性的观念,一切不符合集体需要的行为,都是要遭到排斥的。所以鲁迅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在这个社会中是很难找到知音的。而更由于他的“一个都不饶恕”的精神,使他在死后得不到广大的中国人的理解(其实鲁迅身前就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和大众为伍)。

再退一步,群众对鲁迅的理解真的重要吗?否。如果不是毛泽东,鲁迅是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众所周知的一个作家,而只可能在文化人中被认识。然而真是那样的话也就反而正常了,因为一个思想家并不需要和所有的群众沟通,或者至少不需要和群众有直接的沟通。但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共产党把鲁迅歪曲之后再强加于理解力有限的群众头上,导致了盲目崇拜,而之后,当群众发现自上当受骗,于是便把各种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人为灾难归罪于鲁迅的影响。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大众在为自己的愚昧和惨忍找替罪羊。

其实鲁迅对这些态度是决不陌生的。鲁迅在作品中不时流露的极大孤独感,流落出他对作为这个整体中国人的极度失望,也深知自己和这个群体的格格不入。所以他从来没有对中国的未来乐观过。而当代人对他的“膜拜”和诋毁,都证明了鲁迅当初对中国人国民性的判断之准确。所以中国人对鲁迅的误读,不是鲁迅的悲哀 – 因为他从来自属于自己 – 而是中国人的悲哀。

201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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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中孤傲的野草 — 试析鲁迅的人文价值

荒漠中孤傲的野草 — 试析鲁迅的人文价值

鲁迅也许是中国人文中最特殊的一个了。曾经,他独当一面,舌战群雄,落得孤家寡人,临死时,还“一个都不饶恕”;曾经,毛泽东觉得需要一个“革命思想家”了,于是看好了鲁迅,把“伟大”“光荣”“正确”的口号都统统授予这个不再吭声的人,于是整个中国都对他顶礼膜拜;而今,共产主义不再“吃香”(尤其在海外),毛已是臭名昭著暴君,于是鲁迅成了和毛一样的“共匪”,被广大的中国人踩在地上,不光是“亲共”“反封建”等思想“挨揍”,最后连文学价值也大大被贬低,似乎随便一个什么人都可以站出来对鲁迅从里(私生活)到外(作品)任意“糟蹋”一番。

和几乎任何一个七,八十年代长大的中国人一样,我是在读中学时就知道了鲁迅,然而我真正爱上了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在工作之后。鲁迅对我产生的心灵冲击,绝不是什么在他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的“亲共”色彩,也不是他的反封建思想,更不是什么对劳苦大众的同情,而是他的绝顶的“孤独”,他的彻底的个人主义精神,以及他在一个没有生命的“荒漠”中对生命的执著。对我来说,鲁迅的思想价值,在于他对人性的深刻透视,即:对人的本性的热爱和对人的“社会变异性”的憎恶。所以,我个人对“鲁迅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是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一个文化的思潮。它不单指某一种哲学思想,也不单指某一种文学艺术的风格,而是指在艺术,思想,到科学以及宗教领域的中人的精神活动中心从“神”到“人”的全面回归。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还不是,或者不仅仅是“社会”的人,更是“个体”的人。从此,西方的哲学越来越具备“人情味”,文学艺术越来越“个性化”。这个思潮,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基本上是走道了顶峰,之后开始下滑。

人文主义思想在中国是基本不存在的(或者曾经启蒙过,但从来没有发展出来)。一统两千年的儒家文化对人性,尤其是“个人性”,是绝对压制的(在儒家文化的体系中,个人只是一个社会组成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环节”,个人的需要都必须统统符合家庭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需要);道家思想相对自由一些,但其中人性仍然由于“清心寡欲”“物我两忘”的统一风格而被大大地淡化了。中国的文艺和思想作品,自古以来,要不是毫无新意的引经据典,就是热情匮乏的清淡无味,总之毫无生气。然而鲁迅却一反这个“常态”,在中国文化史上两千年来的第一次真正变革时期发出了人性的“呐喊”。

以下就我自己的理解,简单地分析一下鲁迅是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出这个人文主义精神的。

 

1。对旧文化-尤其是孝道-的彻底背叛。

这一点可能是最没有新鲜感的。鲁迅对旧文化的背叛是众所周知,也是被共产党利用和宣传得最多的一点。鲁迅其实也并非在当时的唯一的反封建人士。五四时期的中国,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几乎大部分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都试图摆脱旧文化的束缚,都意识到引进西方民主和科学的重要性,然而,鲁迅比其他所有人对旧文化的本质都看的更透彻,在反传统路上走得更远的,是他对“孝道”的与众不同的认识。

鲁迅深知儒家文化的最大基石-孝道-对中国人人性的摧残。对孝道的批判,出现在他很多散文和杂文中。尤其对“二十四孝”。鲁迅最著名的“狂人日记”,结尾处是明明白白的4个子:“救救孩子”。在我看来,“狂人日记”中“吃人”二字的全部意义,都在于对“孝道”的批判。因为“吃人”,是指封建旧文化对人性和个性的吞噬,而这个吞噬的过程,就是从孩子开始,从孩子幼小的时候就灌输“驯服”的孝道开始的。“吃”掉孩子们的,不是外来的侵略者,也不是专指的统治者,而是自己的亲身长辈们。

孝道对中国人身上最毒的文化因素,是中国人人格中最深的暗伤。几千年来,多数中国人一生下来就被父母先抹去“自我”,然后被培养成循规蹈矩的奴性人格,为社会的专制添砖加瓦。而更可怕的是中国人在奴性完全被注入血液之后的毫不自知。不管是在鲁迅的时代还是当今社会,认识到这一点的中国人微乎其微(即使现在,多数中国人还以此为荣)。可见孝道遗毒不减当年,可见鲁迅之不过时。所以,在反封建这一点上,虽然共产党和多数中国人对鲁迅没有看错,但对鲁迅反封建的具体内容却并没有准确的认识。

 

2。对群体(庸众)之愚昧 -“人性恶”的透视。

共产党宣传鲁迅的最多的,除了反封建以外,还有鲁迅的平民主义思想。然而鲁迅真的那么具备这个思想吗?且看鲁迅自己对“群众”的看法: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 -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场上,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注一)

鲁迅自然不是没有同情心的人,只是鲁迅同情的,绝不是真正的“群众”,即“大多数”,而是被“大多数”所压制的善良而弱小的“少数”。比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在“祝福”中,鲁迅通过祥林嫂的悲剧,揭示了一个非常残忍的社会现实:世上的多数人都是对别人的痛苦都是毫不关心的。“多数人”会有意或无意地加害他人。在“药”中:华老栓就是一个“善良”的但却无意地以自己的“愚昧”为杀人者助威的千万“无辜”百姓之一。而在“阿Q正传”中,鲁迅更是对这个庸众的愚昧做了无情的讽刺,入骨三分地刻画了在中国中普遍存在的自欺欺人的人格。

鲁迅也许并没有找到这些“愚昧”和“恶”的原因,或者找到了却没有明确地道出,但他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看到了“人性恶”的普遍存在的文化人。在“暴君的臣民”一文中,鲁迅这样写道:
“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Gogol的剧本《按察使》〔3〕,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4〕。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注二)

正是这些“群众”,这些麻木自私的“大多数”(中国的和外国的),才使少数像祥林嫂那样善良的人命运悲惨,才使少数有思想有天才的个体的生命受到压制,才使专制得以存在。美国文人作家查尔斯·范·多伦在“知识的历史”艺术中这样写道:

“It is everywhere true that those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al hierarchy are the majority. …Why then does the majority remain deprived? The minority at the top may have a near monopoly of force, but force alone is not the answer. A system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must be found in which all believe, not just some.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中,处在最低层的人总是大多数。。。为什么大多数总是受剥削呢?在上层的少数的确有着垄断的权力,但权力自身却不是全部的回答。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必须在所有阶层的人都认可时才可能成立,而不是只是一方或者一部分人认可的情况下。)(注三)。

这一认识和鲁迅对社会和群众的看法是不谋而合,或者说殊途同归,即:暴政的存在和愚民的存在密不可分。

我时常困惑的是,鲁迅这些和共产主义如此明显的大相径庭的精神,为何不被中国的大部分文化人所察觉?那么多攻击鲁迅的人,为何死认鲁迅的“贫民思想”,而对鲁迅如此“清高”的一面视而不见?唯一的答案就是,人,都是选择性地吸收信息,当“观点”一旦形成,所有那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证据,都统统被忽略。这也是共产党得以成功地扭曲鲁迅的内在原因。

 

3。超越民族的彻底的个人主义精神。

正是因为鲁迅看清了“群众”的本性,他才更加彻底地踏上了个人主义的路。鲁迅不属于任何一种流派,任何一个团体,甚至不属于中华民族。即使对当时看起来很有希望的共产主义,鲁迅也存一丝保留的态度。这个态度,早在“阿Q正传”中就体现出来。“同去,同去”的这种何乌合之众组合成的“革命”,从来都鲁迅最不齿的。

有人不懂鲁迅在哪里表现出他的个人主义精神。在此,我要强调,个人主义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思想体系,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处处尊重自己的真实,不因惧怕孤独而随大流的独立态度。而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这个态度,体现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所以作为鲁迅的读者之一,我不需要知道到鲁迅曾经对共产党人说过:“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把我杀了”(注四),更不需要知道毛泽东说过“鲁迅要是还活着,要不闭嘴,要不蹲监狱”,而仅仅根据鲁迅的作品,就理解到:鲁迅,是和任何一种群体的思想意识形态,以及任何一种专制制度的当权者(比如共产主义)都是格格不入的。(而恰恰是被他“骂”过的人,比如郭沫若,才成了当权者的附庸)。

有人认为鲁迅没有像胡适一样地提出民主改革等主张,是因为他没有留学欧美,所以不懂西方的民主制度。这样的看法,是迂腐的,更不是切合实际的。鲁迅虽然没有留欧美,但鲁迅通过对欧美的文学艺术作品接触了解了大量的西方思想,而更由于与鲁迅自身的天性中就禀赋了一种和现代欧美文艺作品息息相通的个人主义精神,导致了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胜过了绝大多数当时的文人。而鲁迅之所以没有像胡适那样倡导民主制度,那是因为他并不看好中国的民主。鲁迅深知道,中国的“民”,如前面提到的一样,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所以中国并不具备让国民“自主”的条件(事实上,民国革命就是民主革命,最后导致的不过军阀混战)。另外,鲁迅没有像胡适那样参与国家政事,也是因为他深知自己不是一个“入世”的人。

由于这样深刻的洞察,使鲁迅在对社会对文化的认识上,大大不同于,或者说超越了他的同代人,甚至当代大多数的中国文人。这样的超越,也使鲁迅更加孤独,对中国的前途更加绝望,也使他在中国文化圈中处处受敌。当代人对鲁迅的“骂人”,或者“痛打落水狗”等等总是念念不忘,似乎这显示了鲁迅的心胸之狭隘,然而这些人都忘记了,鲁迅在当初才是受人欺负的“下狗”,是受大多数文人攻击的对象。鲁迅的受排斥是因为他不但背叛旧文化,也背叛作为群体的中国人。然而他没有被孤独所击败,也从未向他的对手妥协。鲁迅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绝不是文革中红卫兵式的仗势欺人的态度,而是作为“弱势”的个体对群体的强势压迫的不屈服,是真正的强者风范。

正由于鲁迅的这个彻底的个人主义精神,鲁迅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超越民族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就像我搞不懂共产党如何能把“贫民主义”的帽子戴在鲁迅头上一样,我也更搞不懂“民族魂”,“爱国主义精神”等等帽子是怎么戴上去的。如果说“呐喊”集中鲁迅还有一丝喊醒“铁屋子”里昏睡的人的想法,在其它的杂文和散文中,我几乎看不到这一点。鲁迅对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但忌讳,更是从正面作过无数的尖刻的批判(比如在随感录38中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与“个人的自大”,还有很多)。

 

4。在写作的艺术形式(意识流和象征手法)中体现出的生命激情。

鲁迅文学作品中除了其思想性(人文主义精神)以外,其艺术性也是在中国近代文学中最前卫的。鲁迅是中国(甚至亚洲)最早体现意识流的作家。不但如此,鲁迅在这一点上还是和欧美同步。欧洲最有影响的几位意识流代表作家如乔伊斯,伍尔夫,普鲁斯特等的主要作品都出现在19世纪的20年代前后,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及“野草”集是在同一时期。自然,和西方同步并不是衡量中国文学的标准,但现代西方文学风格在对传统的突破,以及对人性(尤其个性)内在的深度挖掘上,正好和鲁迅作品的内涵遥相共鸣。

意识流的手法主要受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影响,是指在写作的内容和形式上尽量不受“意识层”控制,而让潜意识的内容在作品中作自然流动的一种反传统的手法。鲁迅主要从日本的文化环境中接受了西方的这一思潮,大胆地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我个人认为鲁迅对意识流的运用总体都成功的,并且非常自然。而这种“自然”,是来源于鲁迅自身的艺术气质,而非对西方文学风格的单纯模仿。

鲁迅在写作中不但运用意识流,还有很多和象征手法相结合的运用。比如在“野草”集中,大量的对自然和人的描述,都是在比喻,拟人等手法中出现。比如在“秋夜”中对夜空的描述: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眨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鲁迅的这种写作形式决不是像一些当代诗人们玩弄文字一般的的廉价“游戏”,而是在形式下还存在着丰富的内涵。而这个内涵的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鲁迅的对生命激情的正面歌颂。

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我们很难见到“激情”二字。中国文人多重“淡雅”,“含蓄”,所以在诗词歌赋中似乎总让人感到一些“贫血”。这些风格并非不好,其中也有大量精品,但激情-这个人性中的非常重要部分-在中国历代文艺创作中的几乎完全缺失,不能不说是中国艺术中的缺陷。而在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中,虽然开始有了些“激烈”的东西,却仍然是一些压抑之后的“发泄”,并非激励人心的对生命的正面歌颂。鲁迅,几乎是自屈原以后的是唯一的一个对生命正面积极歌颂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在作品中直抒爱恨的人。

对社会的失望,并没有使鲁迅没有向其它文人那样,回到自家后院去“悠然见南山”,也没有盲目地随“大流”地搞政治革命,而是使他在这片“荒漠”中更加洁身自好,更加顽强地求生。这个精神,在“野草题辞”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野草”,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既是鲁迅本人的象征,也是所有在压抑人性的社会中还热爱着生命的个体的象征):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他的生存。。。”

而中国社会,却是一个一方面践踏“野草”,另一方面还要这个“野草”来装饰自己的社会(平庸群体对优秀个体的精神剥削)。所以鲁迅表达了他对这样的现实的憎恶: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然而在这样的黑暗中,鲁迅仍然渴望生命,歌颂生命: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再如在中学课本中就有的散文“雪”,其中鲁迅在对南北方的雪作了对比之后,形象地刻画了“朔方的雪”:

“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这一段,是我见过的对雪的最富于诗意和想象力的描写了。这里的“如粉,如沙,。。。绝不粘连”,象征了独立不羁的个人主义精神。鲁迅这一篇“雪”,就是通过对“朔方的雪”的赞美,来表达他对独立人格的崇尚。

正是这样非凡的艺术手法和丰富的内涵,使鲁迅文学作品成为近代文学中史中最有分量的一页。

 

以上便是对我个人对鲁迅的几点最主要的认识。然而这几点绝不是鲁迅的全部。鲁迅通过作品体现的人格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闪光点,如思想中的存在主义倾向,中国文人中少见的幽默感,等等。总之,鲁迅是一个综合型气质的文化人,从艺术,到思想,从社会现象到历史,方方面面都显示出他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特的表现风格,决不是单纯的一个“文学家”或者“思想家”能概括的。

鲁迅的创作形式丰富多样,从散文,小说到杂文,但所有的作品,不无围绕着人文主义(也即“个人主义”)这个中心。鲁迅的创作,不但丰富,还是及其原创的。其中我们见不到孔子,老子,见不到乔伊斯,弗洛伊德,我们只看到一个人“鲁迅”。

鲁迅是中国几千年来出现的第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但他却不是中国人的“骄傲”,更不是中国人的“民族魂”,因为他身上根本不体现中国人的群体人格特征。鲁迅不属于中国人,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或者任何一种思想团体,鲁迅只属于他自己。作为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一个热爱生命的人,鲁迅,就像他自己在“野草题辞”中表达的一样,是在“陈死人的血和肉”地面上一棵孤傲的“野草”。

 

2011。08.16

 

 

注一,“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12月26日鲁迅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演。

注二,“热风六十五”“暴君下的臣民”,鲁迅。

注三,“A History of Knowledge”, Charles Van Doren, Ballantine Books, 1992

注四,王晓明“鲁迅传”第十八章“横站”:。。。在他(鲁迅)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甚至对一切打着新旗号的造反者都心存戒备。譬如一九三三年深秋,一批政府军的军官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打出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旗帜,共产党自然全力支援,上海的一些热血青年,也纷纷前往助阵,鲁迅看在眼里,暗暗摇头,他写信对朋友说:干闻此地青年,又颇有往闽者,其实我看他们[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主持者]的办法,与北伐前之粤不异,将来变脸时,当又是杀掉青年,用其血以洗自己的手而已。”4当他写这段活的时候,陶焕卿的霸气,王金发的专横,乃至广州“清党”时的种种惨状,都会在他心头一一闪过吧。对规代中国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者,他已经存了这样固执的看法,现在又从李立三等人身上,看见了如此赤裸裸的功利心,如此无掩饰的绿林气,他会作何感想呢?一九二八年他曾写道:“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即列宁]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5这实际上是重复了当年在东京作的那个预言。而到一九三六年,他和共产党人结盟六年之后,他竞又一次重复这个预言。有一回和冯雪峰闲聊,谈着谈着,他突然用玩笑式的语气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冯雪峰愕然膛目,赶忙摇手:“那怎么会呢,那怎么会呢……”
http://www.tianyabook.com/renwu2005/js/w/wangxiaoming/lxz/018.htm

钱理群在北大的讲座: “1936年鲁迅刚去世时李霁野撰文回忆鲁迅与冯雪峰的谈话,说将来你们(指 共产党)到来时,我将要逃亡,因为你们来了之后首先要杀我。“              http://bbs.yuwenonline.com/dispbbs.asp?boardid=42&Id=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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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尖酸刻薄”与“救救孩子”

鲁迅的“尖酸刻薄”与“救救孩子”

“尖酸刻薄”,大约就是中国人普遍对鲁迅的诠解了。可就是这个“尖酸刻薄”的鲁迅,却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个喊出了“救救孩子”的(文)人。

中国文化讲了几千年的“仁义”,看来似乎是很讲究“善良”的了。“仁”字,是由“二人”组成,即“善良”必定是发生在两人之间*,即是要善待他人之意。可惜不幸的是,这“两人”之中是绝没有孩子的。儿童是被中国人彻底忽略了的“人”,在必要时,还可以埋掉,以为长辈节省口粮(“郭巨埋儿”)。由此鲁迅才奋起反击,高呼“吃人”和“救救孩子”。

任何一个社会,都由强势与弱势组成。孩子,妇女,都是天生的弱势,男人,成人,当权者,都是强势。大凡强者之所以强,是因为遇强不弱,遇弱不强。真的强者,敢于挑战强势,更能保护弱者。而在我们几千年的传统中,恰恰与这个规律背道而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遇弱逞强,遇强示弱:在有权势的一方面前规规矩矩,而对无力反抗的妇女和孩子们,对残疾或其他天生的弱者,却显示了方方面面的威风。

中国儿童,也许就是这个传统的最大受害者了。从“孙子”成为“奴才”的代名词这个中国的民间习语就可以理解孩子在家庭中的人格地位。在孝道的保护下,家长们对儿童进行了几千年的世世代代地从行为到意志彻底剥夺,而对社会的强势(长辈,当权者等等),中国人却是极尽妥协,极尽中庸之道和“仁义”之事。

也正因为习惯了这个“欺软怕硬“的传统,好多中国人才完全读不懂鲁迅:一方面对鲁迅的真正的“强大”感到陌生,不习惯,甚至害怕和厌恶,而另一方面,又对鲁迅的仁爱 – 一种对生命的天然的热情,对儿童天然的保护心态 – 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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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建设性”

鲁迅与“建设性”

自己没主意的人,最希望别人给自己出主意。自己没头脑的人,最希望有一个有头脑的人来彻底取代自己的头脑。这样的人在困难中,最需要的就是所谓“建设性”的“意见”,即,“不要光是说我这不好那不好,你给我说清楚我究竟该怎么做!帮忙要帮到底!”

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也就是这样要求思想家的。所以很多中国人读鲁迅,发现通篇都是批评,批判,没有给中国人指出一条可以轻而易举就踏上去的光明大道,便越读越火,越读越自卑,最后奋起反击,大骂鲁迅是只会骂人的没有思想的文人。

其实中国近代几乎没有任何人给中国指出了什么出路(即使指了,也没有走通)。也就是说,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别人也不会知道。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思想家,根本没有责任去解救任何人,任何民族。思想家的任务,就在于忠实于自己的观察,写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可以是批评性的,可以是政治性的,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尼采就是是个批评家,对基督教传统的抨击和鲁迅一样的猛烈)。这些批评家们的价值,往往就在于他们的“破坏性”——通过揭示现实中一般人看不到的黑暗面,给人以启迪,然后让人产生追求光明的欲望。批评的越猛,给人的激励就越大。

然而,对于自身缺乏追求光明的欲望的人,或者习惯了在黑暗中生活的人来说,只要你没有把他们亲手抱起来,放在光明中,所有的批评,指责和激励,都是毫无意义的。

Aside

鲁迅精神 = 红卫兵精神?

鲁迅精神 = 红卫兵精神?

不知从何时起,鲁迅的名字和红卫兵划等号了。网上看到了不少批评鲁迅的文章,大凡都离不了把鲁迅精神和红卫兵精神联系起来,认为鲁迅太好斗,太爱骂人,没有创建性等等。可我怎么看,都觉得鲁迅精神和红卫兵精神毫无相似之处。不但毫无相似之处,还正好相反。
我们先来看看鲁迅的精神是什么。我能首先想到的是“叛逆”: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叛逆。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狂人日记”里面:“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所以有人说鲁讯精神的最主要的是反封建。其次,鲁迅的精神还体现在他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深入骨髓的挖掘。这主要体现在“阿Q正传”里的。再次,鲁迅文风犀利,观点鲜明,爱恨毫不含糊,充满了我们中国文人中十分难得的激情。当然还有很多,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那么,红卫兵精神是什么呢?“反封建”?表面上看,红卫兵是在反封建,可他们的反封建和鲁迅的反封建是一样的么?我认为是完全不一样。鲁迅的反封建,是出于他的叛逆精神。这种叛逆精神,是对权势文化或思想的反动,它要求极富个性的人格和既深刻的思想能力。而红卫兵们,却恰恰是头脑简单,人云亦云。他们更本不具备任何思想能力,只知道在毛思想的庇护下对当时的形势受害者们进行打击摧残。那么,红卫兵有鲁迅的激情么?现在很多中国人(甚至一些学者)的确认为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就是源于鲁迅的激情,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出于我们中国人对什么是真正的“激情”还缺乏认识(有机会我会对这个论题再作思考)。我认为,红卫兵似的“激情”,根本不是“激情”,而是人格被压抑后的情感宣泄。不是么?被毛思想激励起来的那些搞造反的人,大多数都是生活在下层的人:工人,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做牛作马,由于终于出了个毛泽东,于是可以“手执钢鞭将你打”。所以,红卫兵们虽然在高喊反封建,但并不是出于思想上的叛逆,而是出于一种阿Q参加了革命后的头脑发热,一种原始冲动。这种精神,体现了鲁迅所说过的“弱者向更弱者抽刀”,“暴君下的暴民比暴君更暴”的特点,是狗仗人势的恶性。这正好是鲁迅揭示的国民性的主要特点,也是最为鲁迅所憎恨的。
总结以上的分析,可以这样说:鲁迅的反封建触及的是封建思想实质,红卫兵却是表面的;鲁迅是叛逆,红卫兵是造反。前者是激情,后者是在人格受压抑后的原始情感的发泄;鲁迅揭露国民性丑陋的一面,红卫兵正体现了这国民性的丑陋的一面。
所以,鲁迅与红卫兵精神,实在是大相径庭的两个类别。他们只在非常表面的一点上有勉强的相似之处,但在实际内容上,可以说一点可比性都没有。把这两种精神等同起来的人,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要不是不了解其中之一,就是对两者都不了解。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很清楚鲁迅和红卫兵的区别,但由于自己就是鲁迅笔下的角色,想报复鲁迅一把,于是趁着当今共产党的坏名声,硬把两者拉在一块,一定要把鲁迅搞臭不可。
这是鲁迅的悲哀,还是中国的悲哀?